现代社会，是一个“标准崇拜”的社会。各行各业，都提倡标准化管理，农业有农业的标准，工业有工业的标准。甚至社会治理、学术科研，都有一套标准。安全生产监管，一入转型升级的“正途”，也非得依循标准化不可。这有点像“法律崇拜”一样，法治总比人治好，因为法律、标准，都让人感觉铁面无私，没有“人情”好讲，总好像公平公正一点。
这也是的确的。溯其源流，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和法律，都是从西方引入。所以还得在西方历史上寻找到一点根据。文艺复兴，西方实现了“人的发现”，那时认定“人是万物之灵”，人在自然万物面前，渐渐地感到“似乎没有什么是干不成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慢慢地就导向工业革命，进入技术时代。技术就是人用来消灭“不可能”的主要武器。人的“自信”达到空前的高度。这是“向阳”的一面。
但是，阳光越强，“背阴”面的阴影也就越重。在人的“自信”的背后，人的“自卑”也就潜滋暗长。人的智慧引来了机器的大发达，但是慢慢地人在机器面前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如它。机器生产出来的成了标准化，而人用手工打造出来的东西，那精度他就不敢自信。人脑心算、口算出来的答案，总觉得不算是标准答案。只有到计算机上去让机器重新算一遍，那才笃定放心地视之为不可能错的标准答案。
就是从人觉得不如机器这个时候开始，社会就慢慢进入一个“他律”时代，把社会、生产的评判标准交到了一个好像是独立于人之外的、没有人的情绪、好恶、感情的“客观”的标准和法律系统之上。本来出之于人、出之于活的生产和生活的标准和法律，却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而活的生产和生活反倒成了第二位的东西。人自己管不了自己，一定要一个看似“独立于人”的“他律”来规范。
其实，这种“标准崇拜”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迷思”。它看上去好像是把自己交给了独立于自己之外的“独立者”，其实还是交在了自己的手上。试想，标准是谁制定的呢？是人，它必然受制于人的认识、人的取舍、人的利益考虑，与所谓客观的生产生活规律本身不可能是一回事，两者之间总存在着差距。所以，标准看似规律，其实还是人的有局限的认识。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标准是谁执行的呢？是人。标准的“文本层”与标准的“执行层”之间，永远会有“中间层”，无论中外，概莫能外。执行中的“轻重与徐疾”，种种的微妙差别，根本难以一一例举。有时我们拿着别人的标准“文本”说这有多“先进”，那难免会上当；有时我们指着一家两家有着大幅落差的“标准”执行说这有多“落后和野蛮”，那也千万别以为只是一时一地的“个案”。
这里有“一死一活”两个症结：如果标准不能动态去适应“天变地变人变”的生产生活实际，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条条与框框”，反过来限制生产生活的“活的灵魂”；另一方面，如果标准在执行中总是有“活的运用”，它就成了“松紧带”，成为“虚假的标签”。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及商品拜物教，看上去商品与人对立，其实商品背后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标准”社会的背后也一样，还是人的社会。有怎样的人的社会，就会有怎样的“标准”社会，两者永远一一对应，并不因为标准或法律有一个看似“客观”的外貌而有所改变。这就像如今不少人担心人工智能未来会不会对人类产生威胁。其实，人工智能的背后就是人，如果说人工智能今后果真发达到能够威胁人的地步，那也是人在威胁人而已。假手人自己手造的“他律”，其实并不能给社会带来安全和安心。真正的安全和安心，只能来自人的“自律”，把天地人的位置摆端正，既可有所追求，也必知所畏惧。这样的“标准和法律”，不用写下来，只要记在人们的心里，就可以了。
（发表于“安全时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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