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前的那次高考

一年一度的高考季节到了，今年气温低，现在穿短袖上衣还感到有些凉，一周后的高考也许不会那么炎热的让人心焦。

我有两个女儿，都是参加了两次高考。大女儿第一年没上二本线选择复读，第二年上了山西师大，二女儿第一年被邯郸学院数学系录取没有去，第二年上了东北农大。这四次高考都是比孩子的压力还大，在考场外度日如年，忧心如焚，真像是被火吊烤的八天。

相比较于三十四年前的那次高考，简直太平淡自然，父母甚至不知道什么时间考试，自己也真没感觉到有什么压力。

我上高中时是1980年，那年不满13周岁。当时是初中两年毕业，县东部几个乡镇初中正在由二年制转三年制，于是我们村有5个人荣幸的一起考上了县城内唯一的一所高中。

现在看的话当时上学很辛苦，可那时一点也没觉得。每个星期天下午2点背着母亲单独给蒸的白馒头和精心准备的装在罐头瓶里的炒菜，有时也带着给别的同学捎的干粮，母亲把我送到街门口，大黄狗把我送到村口，然后或者有人作伴但大多是一个人便踏上了上学的征程。

从我们的不足800口人的小村出发，步行5里到辛安镇上的309国道，那里有通往县城的汽车和小火车。小火车一般是坐不上的，除非年底的时候加一趟车，因为平时每天早上从邯郸发车，到辛安镇的时候是上午9点，所以平时只能坐汽车。开始的时候公交车很少，我们一起等车的同学等不到车就步行，我自己也步行过几次，到学校需要三个多小时，往往错过了晚饭的时间，脚板也要疼几天。父亲知道后，只要星期天在家，就骑车把我送到辛安镇，若长时间等不来车，便直接把我送到学校门口，有时遇到顶头风，父亲很累的。后来邯郸到肥乡加了专程公交车，有时也和同学同骑一辆自行车，还有时过星期天也不回去，交通的问题便不再怎么困扰。那时经常做的梦就是公交车停在了村头，根本没想到现在宽阔的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还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小轿车。

一天三餐就在学校伙房。早晚是稀饭2两，全是玉米糊，没记得见过米粒。菜是学校大缸里腌的有怪味的萝卜，一块1分钱，吃前一定要用清水洗一洗。馒头可以买也可以不买，开始的两年是两个窝饼一个馒头。馒头是最爱，问题是黄面窝饼，根本不是现在很细的黄面，那时都是粉碎机粉碎的，里面大部分是玉米粒，很大的那种，而且有时候还蒸不熟。中午的菜都是水煮白菜，在一个能藏几个人的大锅里，停火后，用一把铁锹狠劲翻几下，然后浇上一勺熟油，3分半勺5分整勺就开始卖起来。吃的时候要操心，有几颗草或树叶是常有的事儿，首要的是检出菜汤上漂浮的蚜虫尸体。每周开始的几天吃从家里带的馒头，伙房可以熥，一个馒头一次1分钱。

吃饭的场所就是露天，也可以在宿舍吃，根本不知道还有餐厅这个概念。只要不是下雨，大家都在外面吃，耍的好的几个同学围在一起，天南海北说着笑着。记得有个同学吃饭慢，经常是吃完了这一圈，再到下一圈，最后全宿舍前就剩下了自己，胡乱扒完后再去洗碗，这时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人跟他争水龙头。

宿舍是两个砖砌的冷炕，席子是学校发的，蒲草需要自己打。每年国庆节左右的午后放学后，班内的同学便一起到学校外的田野里拔一种叫抓地秧的草，当然谷草最好，然后背到学校空地上晒。每班晒草的位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几天以后同学们一起抱进宿舍铺上，尽量摊匀，有时也因薄厚而争执。一旦铺上了席子，谁也就没时间说话了，因为这时主要的矛盾是抢着放被褥，这里涉及到占用地方的多少，好多时候需要宿舍长来协调。

每天起床和熄灯的时间是固定的，起床铃响灯亮，熄灯铃响灯灭。起床时间是10分钟，之后到操场跑操，如果迟到了就会被抓到操场北面的主席台后站队。当然值日生不用，所以几个懒家伙就主动要求值日，即使误了早自习也是个很好的理由。熄灯铃响后学校领导查宿舍，一般是听见宿舍有异响就用手电照一下，有一次我故意喊了一声，结果灯光很准确的照在我的脸上，学校团委书记立即喊出我的名字，吓的我马上噤声缩进被窝蒙上头。也有不能马上入睡的同学，还有谈兴正浓憋着睡不着的，也只能窃窃私语。在我的记忆里，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没有失眠的时候。夏天从没感觉到过蚊虫的叮咬，冬天更是不会知道冷，一条不到6米的砖铺要睡12个人，可想而知。

现在想起来，上课做实验考试几乎没什么印象，课外的生活到是记得特别深刻。我在一中上了4年，第一个高一的时候我学会了打乒乓球，于是乒乓便成了业余的主要生活。好的台面不能属于我们，最好的是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用几个砖头当网子，几个人便乒乓起来，有时人多还需要挂号，但排队还是秩序井然的，起码比打饭时排队要认真。第二个高一的时候我的球技就很不错了，这时由于对学校的熟悉和人缘的广泛敢于到正式的水泥台上对垒，再往后对手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剩下四五个经常在一起乒乓的球友，有时也到学校南面机械厂里的乒乓台上决斗。

上高中的几年间共在过5个教室学习，若干年后我又在这些教室教书，和我的学生们谈起这些事的时候，我能看见学生们渴望的眼神，于是又若干年后，我的学生又成了这些教室讲台的主人。

考高中的那年我的成绩是所在学校的第一名，进班时第一次考试是32名，老师把名次和分数写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我明显感到了差距，但绝对没有心理负担，现在想起来那时只是盲目的自信。语文老师上课时要补汉语拼音，数学老师要补二次函数，这些小学和初中的内容自己不会别人也不会，否则老师也不会在课堂上讲。一个月后年级按英语程度调班，我被调到英语好的班级，期末考试的时候就进了前10名。

说实在的，上高中时就是傻，不知道主动学习，上课也没什么负担，记忆力也好，许多古文读几遍就能背诵下来，成绩不是很拔尖也不是很落后，没有老师鼓励也没有老师歧视，以至于几年后到这里教书的时候，大部分还在的老师除了我的名字外几乎没什么印象，当然马桂莲老师是个例外。

马老师是我的物理老师，一次上课时我把头伸进课桌兜里的时候被发现了，当时一紧张头也发胀，怎么也拔不出来，可把马老师吓坏了。大学毕业到一中教学的第一天马老师就讲我的笑话，大家笑的肚子疼，既开心又温馨。

高一升高二的时候我选择了文科，因为我知道自己喜欢看课外书，作文也不错。进班后开始是五十多人，几个周后便有大量插班生进入，直到八十多人还不停止，学校便开始做工作要求部分学生退级。那几年的高考，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就是几个人，没有上过十位数，我考虑像我这样的第一年也考不上，回家干活又太小，干脆响应学校的号召，于是就到了下一届学习了理科，因为理科的招生率比文科是9:1。

退级后学习更没有负担，老师几乎还是原来高一的老师，课还是原来的课， 例如马老师就是这样，就是例题也没有任何的改动，于是终于有一天在教室内有了前面说的课桌兜卡住头的经典故事，现在还在流传。第一次考试便是班内第一名，以后也没有大的偏差，升高二时依然选择的理科，只是到新班后有几个同学学习特别用功，我在班内一直在五、六名徘徊，但也没有在意。

不过到了84年预选以后，自己的数学成绩远远落后于插班过来的复习生时，我才让自己努力起来。

早上5点半准时到教室，这时教室里的蚊子还很多，不过它们不咬我；早上打饭经常去的晚，主要是晚了的粥略微稠一些，没有了就空肚子；上午下学后坚持在教室学习半小时后上食堂，为的是不需要排队，打一盆水煮白菜，或直接从伙房的大笼内取出预先热好的自带馒头直接吃（周一到周三是自带的馒头，之后从学校买，因为从家里带的馒头三天后就要长毛）；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是带一本语文或是外语书，到学校外面的麦田或是到学校错对过的陵园，一边散心一边背诵，这是一天最开心的时间，至今许多文章还能朗朗上口；晚饭还是吃馒头喝水，因为可以节省时间；晚自习是三节课，经常坚持了两节就困的不行，干脆回宿舍睡觉，当时的跳蚤、蚊子和下晚自习的同学绝对打扰不到我的睡眠，也不知道什么是失眠。

高考前几天的日子也不是很紧张，相比较参加多年高考的同学，我的心很坦然。平时的考试我都能在考前预测自己大致的分数，感觉自己那年高考的水平就是一个好中专或一个次些的大专，上不了自己满意的学校再复读也很正常。有时晚上不上晚自习去东面养老院看电视，那年的《血疑》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毕业时学校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仪式，一切还是和原来一样，就是高考时监场也全是自己学校的老师，高考期间中午也不耽误眯一会儿。

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第一场是语文，我提前几分钟出了考场，就是想占一个好的球台，结果是占球台如愿以偿，只是没有对手了，球友们还在考场里奋斗呢。

考生物时有一个解释概念的题是“生态平衡”，考前没背会，写在纸条上放在上衣的口袋里，考试期间楞是没敢拿出来偷看。

高考结束后开始估分，当时物理我估的是59分，说算成60分好计算，结果成绩下来就是59分。那年专科分数线是432分，我的分数是433.7分。

一个多月后我被衡水师范专科学校生物系录取，当年的高考便完美收了官，然后就是这一生的教学生涯，辛勤耕耘着并快乐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