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黄昏的时候踏上离开的列车的，那时候西安的雾霾刚起来，我对着窗外充斥着烧糊泡面味道的天空孤独地摆了摆手，然后走进了车厢。
散发着铁锈味道的乘务员，一边关门一边冲我喊，“拎包那个，赶紧闪开，没看到这么多人进不去吗？”
我捏着手中的票，十分抱歉地叫醒一对在我铺上睡觉的母女，“大姐，你看，这张铺好像是我的。”
那女的一脸不情愿地爬起来，看了下我手中的票后甩一把油腻腻的头发，拍拍身边的胖墩子女孩说“小兄弟啊，能不能帮帮忙啊，我家小孩上铺爬不上去，只能睡下铺，咱俩换换吧。”
我瞅了眼那敦实健壮的胖孩子，站立不动。
“好吧，我给你让。”她恨恨说道。
她起来，光脚站在地面上，把被子抖來抖去找一只不见踪影的袜子，我看着她赤裸的脚背上青黑的血管和油腻的头发下汗渍渍的脖子，突然勇气全无。
“好了好了，别抖了，我睡上铺我睡上铺。”
火车呼呼刺破浓重的雾色驶向远方。
在我身上有一种偏颇极端的固执，就是老想去另一个地方，哪里都无所谓，以为我所经受的某种不悦是受地域影响。其实哪里都一样，朋友劝我，我说没有办法。何尝不是呢？我们这种人只有不断迁徙才能获取起码的安慰，这可不是漆里抹黑的失眠夜里找人喝酒聊天就能解决的事情。
我有极其恶劣的失眠毛病，在集体宿舍或是独居在家的时候往往会因为一些窸窸窣窣的细微声响和不合时宜的打搅而睡意全无，直到窗外亮起熹微晨色也没能合眼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奇怪的是，只要我在火车上就会睡得兴致勃勃，那真是极好的睡眠，是我每夜都祈祷快快降临的仅有之好梦。也许旅途总能招人疲惫，总能抓住睡神的棒槌给人的脑袋来那么一下。
天亮，我坐在靠窗的折叠椅上，看着那对母女对面铺上的女生在一个肥肚突兀的男生服侍下坐起穿上大红的毛呢外套。她颇有一番风情地用湿纸巾擦去眼屎，然后对着男生锈红色的脸蛋吧唧一口，受其鼓励的男生热情回应，蹲下身将外翻毛腰的土黄色靴子套在女生脚上。我将刚含进嘴里的一口八宝粥啐进易拉罐里，心想世界何时变得如此这般不忍目睹。
我告诉朋友这般见闻，并狠狠鞭挞了这种辣眼睛的行径。他倒见怪不怪或是听怪不怪，“我说，你怎么这么腻歪？世界多情了，你便多心了。”
下午六点左右火车抵达北方城市。晚高峰似乎刚刚开始，汽车和行人洪水般在车站周围的马路上汹涌流动，车站成了被包围的孤岛。我站在孤岛中央，举着手机捕捉若有若无的GPS信号，储存在手机中的位置偏僻得如同荒山野岭。
等我找到那处偏僻角落的时候天色已晚，华灯亮晃晃地照射着黑实的马路。房间的钥匙正如朋友所说被放置在枯萎败落的向日葵花盆里，我找出来，打开房门。比沙漠还要干燥的空气扑鼻而入，孤寂的灰尘伴随闯入的气流漫天飞舞，逼仄的房间有如集体搬迁后遗留的村舍般苍凉。我一躺上床就已经知晓这又将是一个无眠无梦的夜晚。
我曾向许多人倾诉衷肠，常常被一笑了之，于是默然将一肚子废话付诸纸笔，十分清楚这只不过是换个方式招人嘲笑，但真正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还是蛮开心的，对我来说，这就已经够了。不是吗？现在想来，我之所以不断迁移，不断被自己的馊点子支使，不外乎就是为了追寻这一种安静。有时候很难从某一处脱身而出，很难从某一种密不透风的制度中找到缝隙，很难从某一既定轨道中转换方向，越是困难那种渴求便越是强烈。就像我不是为了超乎寻常的理想与玄妙的自由去挣脱束缚，而单纯是为了挣脱而挣脱，至于挣脱之后的生活从来没有想过。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庸人自扰之处。
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其实无所谓恣肆的安静时光，我要的只不过是一种情绪，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就像随随便便就可以关掉手机，关上房门，将自己窝进洞穴里一样。但对于任何人来说，这样做既轻而易举又困难重重。就如琐碎繁复是我们生命的常态一样，想方设法去抵御才是不可思议之举。
刚过两天，我就对这间暂居的房子产生了哪怕半分都不可消解的愤怒。隔音奇差的老房子，没有被拆迁实在令人咋舌。紧邻其右住着一对精力超常充沛的情侣，白天野声野气地大呼小叫，晚上又制造出激情燃烧、精光四射的声响。我愤怒地退了房。
我离开那天，交通广播里的主持人兴奋地向市民宣布“六十万外来务工人员已经回家过年了，全年堵塞的道路出现了久违的通畅，市民们总算可以愉快地开车去这座城市的任何地方了。”
我滋味苦涩地看着雄伟的大桥下如同一条土黄色巨蟒一样奔流的黄河，突然想起不知哪个诗人对于黄河的颂词——只一泡尿的工夫，你就流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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