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黑是整个帝国的缩影

1998年，奥尔罕·帕慕克以《我的名字叫红》震惊文学界。全世界认识了一位土耳其作家，也重新认识了土耳其，认识了伊斯坦布尔。

在书中，帕慕克跨过漫长的历史，将目光聚焦在了16世纪末。书中主角的名字叫「黑」，而书名却说「我的名字叫红」。帕慕克写的是细密画家的末日，也是土耳其伊斯兰世界末日前的余晖。

他写道：「世界末日前的一刹那，想必也是如此寂静。」

01.

伊斯坦布尔之红

「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

——《古兰经》，「黄牛」章，第一一五节

伊斯坦布尔，一座历经沧桑的城市，也是一座绚烂的城市。它矗立于东西方的交界，似乎傲然重申着《古兰经》中的格言。在人们心中，它也许仍然代表着穆斯林的绿色，或是土耳其独有的洁白。但没人能忽视，它也拥有着天空、宝石、海水的蓝色，拥有着深邃、庄严的黑色，沐浴着阳光、金子镶嵌的黄色。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Sultanahmet Camii），也被称作是「蓝色清真寺」，目前为土耳其国家清真寺  

当然，最不可忽视的，还是红色。

伊斯坦布尔的红，是鲜血的颜色、夕阳的颜色，也是土耳其的颜色。它既热烈，又冰冷。这样的颜色，在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的著名小说《我的名字叫红》（1998）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这位被经常拿来和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艾柯（Umberto Eco）齐名的当代小说家，不仅使土耳其多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还用他特有的平实、优美的文字，叙述出了属于他的伊斯坦布尔，创造出了属于他的红色。

▲《我的名字叫红》，作者：奥尔罕·帕慕克，译者：沈志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06年

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帕慕克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凶杀、有爱情、有宗教，也有生命和艺术。在这些主题的交织下，红才被赋予了意义，伊斯坦布尔的谜团也一一解开。那么，凶杀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与纠缠？红又和伊斯坦布尔有何关系呢？

02.

凶手

《我的名字叫红》是一部以谋杀为主线的小说。它的人物不多，情节也简单，只写了一周内发生的事情。但却在主线之外同时展开了多条暗线，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伊斯兰世界，并用谋杀的主题不断地牵住读者的心。

故事发生在16世纪末的土耳其。小说的主人公黑，在离开伊斯坦布尔十二年后，从波斯重新回到了这个城市。等待他的，除了初恋情人谢库瑞，还有谢库瑞父亲（黑的姨父）为他安排的工作。他的姨父此时正在为苏丹绘制一部手抄本，需要黑的帮忙。

▲1422年克里斯托弗罗·布翁德尔蒙蒂（Cristoforo Buondelmonti ）所作，亦是现存最早的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地图

然而，在黑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前，一位细密画家「高雅先生」惨遭杀害，被人推下了井中。不久，黑的姨父也在家中遇害。一切嫌疑，都指向了画坊中的三位细密画大师，即「鹳鸟」、「橄榄」和「蝴蝶」。

另一边，黑的初恋情人谢库瑞早已结婚并生下二子，由于其丈夫失踪多年，她与黑重燃旧情。这样一来，黑面临着两件棘手的事：第一，苏丹命令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和黑两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找到凶手，不然的话，苏丹将派人拷打所有画家，包括黑；第二，虽然黑通过付诸钱财和权势终于与谢库瑞结婚，可如果他找不到凶手，谢库瑞将永远不会和他同床。

这两件事促使黑日夜不停寻找着凶手。第一件事关生死，第二件则关乎幸福。在他和奥斯曼大师的合作中，线索慢慢显露了出来。

原来，苏丹为了与威尼斯等西方地区建立良好的关系，接受了姨父的建议，这才着手制作展现奥斯曼帝国强盛的手抄本。可是，姨父大人西化的审美趣味使得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极为恼火。

在画坊中，高雅、蝴蝶、鹳鸟和橄榄四人虽按照姨父大人的要求，为苏丹创作威尼斯、法兰克风格的绘画，却无法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宁。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不仅背叛了奥斯曼大师和画坊，也背叛了真主。

▲传统的细密画来自于波斯，之后便对伊斯兰世界，包括印度、土耳其产生影响。细密画这种传统绘画一般作为书籍的插图出现，由于尺幅的限制，要求画家具有描绘细节的能力。图中的大象象征着帝国，在它身上是无数的元素，由此可见，细密画的本质在于展示苏丹领导下的帝国的强大和永恒。

于是，当高雅先生指摘此事的亵渎意味之时，他被杀害了。而凶手转而又杀害了迫使他们亵渎真主的姨夫大人。

最终，奥斯曼大师通过分析凶手留下的画作中的蛛丝马迹，判断出了凶手是橄榄，了结了案件。

然而，故事并没有止于此。整个谋杀事件只是一个引信，在谋杀的背后，一个巨大的世界观隐隐地显现出来。

03.

你也会渴望这么看自己

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橄榄杀了两个人，这就是整个的谋杀事件。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利益或是什么具体的目的而杀人。在整个书中，帕慕克都没有直接写橄榄杀人的动机，而是通过各种传说和故事的插入来叙述他的动机。到了书的结尾，读者或许才会发现，橄榄杀人是为了艺术。

也就是说，整个谋杀事件，起源于画家们不同的艺术观。

在书中，以姨父大人为首的威尼斯派，主张借用威尼斯、法兰克的「先进」手法，例如透视、构图，以及对人物采取直接描绘的写实手法。姨父大人几乎是被写实绘画诱惑了，在他临死前，他对将要杀他的橄榄说出了他的真实想法：

「只要看过那些图画一眼，你也会渴望这么看自己，你也想要相信自己与众不同，是个独一无二的、特殊而又奇怪的有生命之物。要达到此种效果，画家不能以心灵所见的相貌来画人，而必须呈现出肉眼所见的形体，以新方法作画。将来某一天，大家都会像他们那样画画。当提及『绘画』时，全世界都会想到他们的作品！」

可在另一边，奥斯曼大师代表的保守派，却对法兰克、威尼斯的绘画不以为然。在奥斯曼大师看来，它们的绘画不够精致，没有意义，不能提供永恒的宁静，是流于形式的拙劣之作。而在更极端的保守主义者看来，写实绘画不仅是伤风败俗的，更是亵渎神明的，它颠覆了伊斯兰世界的信仰基础，是撒旦的信使。

▲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笔下的少年。这位与众不同的画家经常找妓女、工匠，以及普通青年作为模特，继而用他们去描绘《圣经》中的故事。

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绘画将狗画得比苏丹的宫殿还要大。而且不分乞丐还是帝王，统统都可以画在画布之上，挂在墙上进行膜拜，这是极端疯狂的做法。对于理想的艺术家形象，这些保守主义者认为：

「惟有真正高超的艺术技巧，才能让一位艺术家既画出无可匹敌的作品，又不留下任何透露自己身份的痕迹。」

艺术家不能有风格，不能在给神创作的画中留下自己的印记，而是要完全把自己献给真主，他们应该「把工作的辛苦视为通往失明之路的愉快劳动」。这就是说，一个细密画家只有通过多年的努力，在巴掌大的纸页上画出丰富的内容，最终达到失明，才能真正理解艺术是什么。

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细密画家，只有失明了才能拥有真主的眼睛，才能画出真正伟大的画作。细密画的要求是画家们的默画，将一匹马的形式画上千百万遍，最终才能画出「真主眼中的马」。

▲在《我的名字叫红》中，经常提到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故事，图为波斯细密画中的霍斯陆、席琳形象，故事取自波斯历史叙事长诗《列王记》

在这样两种极端对立的中间，凶手橄榄像是游移不定的。他有着深厚的细密画传统训练和家学，又能理解西方绘画的高超。他时而像守旧的细密画家们那样，认为美是「来自于眼睛在世界上发现了我们心灵早已知道的事物」，时而又禁不住西方绘画的诱惑，偷偷为自己画自画像。

▲图为法国画家夏尔丹（ 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的自画像，他采用透镜、面镜、暗箱等技术，使现实的影像易于捕捉，从而画出极其逼真的物体。他的自画像常常使用色粉笔，显示了极高的写实能力。自画像的传统自文艺复兴始，及至夏尔丹的时期，已经成为画家的必修课，也是体现画家绘画水平的试金石

也就是在这样两种价值观的左右挤压中，惨剧最终发生。当凶手橄榄被蝴蝶、鹳鸟和黑刺瞎双眼之后，他得以逃走，并计划前往印度，但还没到港口就被人误杀了。而奥斯曼大师，在追查凶手的过程中，因查阅苏丹宝库中的古代细密画而震惊于古代绘画的美，在宝库中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发誓再不走出宝库。

在帕慕克的笔下，谋杀不再只是一桩案件，而同时也成为了一条线索，带领读者体会了16世纪末土耳其细密画的争端。这是埋在谋杀下的一条更加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战争。而在这个战争之下，帕慕克又进而挖掘出了一条更恢弘的暗线。

04.

把我从这个世界剥离

纵观《我的名字叫红》，隐藏在细密画的传说、故事之下，从字里行间里透露出了一种莫大的悲哀。这种悲哀不仅是艺术观，而是来自于法兰克、威尼斯对土耳其带来的致命冲击。这种冲击改变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方方面面。

从开头，帕慕克通过高雅先生之口说出的「就算你死了，你也知道金钱的价值」，到说书人口中的威尼斯伪币的流入。资本主义已如雨后春笋，悄悄来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

咖啡馆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它的老板是个说书人，他整日通过古怪的绘画讲述着人们从未听过、从未想过的故事，为人们提供着不同的视角。在他的表演中，他以狗、树、死神、红色、苦行僧等形象为主体，用冷嘲热讽的语言颠覆着信仰的基础。

▲席琳、霍斯陆主题细密画局部。可以看出在细密画中，是不存在欧洲绘画中的单点透视的，席琳和霍斯陆身下的地毯在画面中呈现为长方形而不是梯形，体现出细密画独特的散点透视。统一的光线、空间不存在与细密画中，相反，细密画家采取各个刻画的方式，在把人物和场景拼在一起

而每一个伊斯坦布尔人的内心也发生着变化。高雅先生、鹳鸟的爱财，几乎所有人的好色，还有对死亡的恐惧，都宣告着信仰的透支。在帕慕克不急不缓的笔调中，整个伊斯兰文明正在坍塌、变形。人已经不再具有神的面孔，而开始长出了自己的脸。

黑刚回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还抱着宗教般的虔诚，他说「只要爱人的面容仍铭刻于心，世界就还是你的家」。而当他经历了苏丹手下的象征性拷打时，他却感觉「他们将如同剥掉我的衣服般，把我从这个世界剥离」。

他逐渐感到了自己不过是一个脆弱的人，一个正在被传统抛离的人，他不再有幻想。在古典的爱和现实的性中，在传统细密画的宁静和油画的诱惑中，在权威和个人的角逐中，他一直是迷失的。当他面见苏丹之时，他感叹「如此接近苏丹，接近帝国的中心」，一个人会「很快明白自己不过是个孩子」。苏丹所象征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在起着作用。

但是，在臣服于苏丹权力的同时，黑又展现出了另一面。当他为利益和生命而威胁别人生命时，他很快变成了一个「恶棍」，他会一瞬间成为无神论者，邪恶、狡猾、狠毒。

诚然，在《我的名字叫红》中，黑是整个帝国的缩影，他正在失去立场，成为一个行尸走肉，幸福之于他已经苦涩变味。他虽然独白道「绘画是思想的寂静，视觉的音乐」，又说「世界末日前的一刹那，想必也是如此寂静」，可事实表明，他并不能完全虔诚地相信这些。

不仅是黑，谢库瑞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她想等待失踪的丈夫归来，又不想永远做个寡妇，她爱黑，也希望黑保护她，保护她的孩子。可另一方面，她又爱她的小叔子。她想让自己父亲准许自己转嫁给黑，又想要答应小叔子的表白。在父亲面前她没有主见，但当父亲一死，她又显露出了果敢、坚强和一丝虚伪。

在这些看似矛盾的举动中，似乎始终少了一种支撑她的事物，那就是信仰。

信仰的缺失也影响着橄榄。他在杀掉高雅先生之后，并没有感到罪恶感，反而感觉「罪行常常从心中消退」，并承认自己「的确能忘记自己犯下的杀人罪」。他对自己一生从事的细密画逐渐产生了质疑，他说：

「他们宣称只有失明的细密画家照记忆所画的（马），才是最上等的马。这些人难道不全都犯下了挑战安拉的罪行吗？」

在这种想法下，他自嘲式地讲：「法兰克大师的新风格非但没有污蔑宗教，反而最合乎我们的信仰」。而当最后他的罪行败露，他说服了其他的画家，告诉他们细密画终将被西方绘画所取代，它会失传：

「我们的世界将变得更加丰富而愚蠢，当然，也将变成一个充满缺陷的世界。」

这是因为，西方绘画解放了个人，艺术家有了风格，可以在自己的画上签名，可以画任何事物，甚至画自己。有了风格才会有缺陷，有了丰富才会有愚蠢。过去的细密画家，是为苏丹而画，为安拉而画，他们不配有自己，个人风格被视为缺陷，视为污点。所以，现在摆在土耳其画家面前的就是，要么学习法兰克、威尼斯的绘画技术，要么就等着被它们的绘画乃至它们的文明所吞噬，而这，似乎已是大势所趋。

▲荷兰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所绘《倒牛奶的女仆》局部。和细密画家相似的是，维米尔的绘画尺幅也非常小，但他却使绘画尽量地逼真，从明亮的自然光的捕捉，到光芒照射下的物体的质感的把握，都达到了叹为观止的高度

可橄榄又说：

「我们终究会失败——正如我费尽毕生能力和知识，还是画不出一幅完美的自画像……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磨炼。」

可即使细密画家们努力，使自己达到法兰克人、威尼斯人的高度，也能掌握透视和写生，可又能怎么样呢？那不过是另一种模仿，而不会真正产生个人风格。在橄榄看来，这种悖论不会解决了，「黄金时代的幸福时光」永远不会回来了。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05.

人们无情地遗忘了

《我的名字叫红》从谋杀案延伸出去，触及了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对立。帕慕克用细腻、平和、接近白描的笔调娓娓道来，在扣人心弦的案件背后揭示出了厚重、悲壮的文明的崩塌。

书中，橄榄的感叹似乎成了一种挽歌：

「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拥有独特风格的人是撒旦。分隔东方与西方的人也是撒旦。」

这个凶手的心里话呼应了《古兰经》中的「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给人以尤为苦涩之感。

法兰克、威尼斯文化的侵入，使土耳其人获得了自我，重新审视了世界和信仰，重新试图找寻艺术、生命、死亡的意义。可它也让土耳其人走进了一种可怕的真空，打破了「寂静」和平衡。那些曾被珍视的，被赋予意义的，被当作生命的全部基础的事物，都不再成立，遭到了毁灭。

▲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 1570-1573），图为马丁·罗塔（Martin Rota）所制版画。此次战役伊始，是为争夺「世界中心」。而基督世界和奥斯曼帝国所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并未因此次战争而获利，反而都卷入到了巨大的战争消耗之中。这场战争也预示了旧的地中海世界观的结束。

帕慕克的红，是伊斯坦布尔的红，是凶手所谋杀的高雅先生、姨父大人的血，也是千年来东西方战争的颜色。它是撒旦的颜色，也是天国的颜色，它是埃尔祖鲁姆传道士的信徒对咖啡馆的袭击的颜色，也是油画颜料中的颜色。它是奥斯曼大师看到古代细密画中的颜色，也是他看到如今即将消失的细密画的颜色。

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

《我的名字叫红》是土耳其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挽歌，是波斯细密画传统的挽歌，而且，是一曲迟来的挽歌。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  

在书的最后，帕慕克不经意却又意味深长地叙述着在谋杀以后发生的事情，那是从过去发出的对现在的预示，也是现在对过去的记忆和怀念：

「绘画被彻底地遗弃了，画家们画得既不像东方也不像西方。细密画家们也没有因此而愤怒或鼓噪，反倒像认命屈服于疾病的老人，带着卑微的哀伤和顺从，慢慢接受了眼前的情势。过去，他们曾肃然追随赫拉特与大不里士的伟大画师，但如今已不再梦想前辈的传奇作品；过去，他们曾对法兰克画师新奇的技法心生向往，在羡妒与仇恨中进退维谷，如今对它们却也不再好奇……人们无情地遗忘了，曾经，我们透过截然不同的眼光观看过世界。」■

▼一张图带你读懂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