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半夜23点35分，开往深圳的火车到达柳州站。
也许是五一假期的缘故，坐这趟车的特别多。看着排队进站的人群比肩继踵，我继续坐着，独自一人带着台式电脑挺不方便。
最后我上火车的时候，车上已经人满为患，座无虚席。没想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是站票，我扛着电脑箱约挤了十多分钟终于到了75号位置，准备放电脑箱时却发现行李架上面已经堆满了。我只好将装电脑显示屏的这个箱子放在别人的背包上面，倏然一位中年男乘客说道：“那上面放不得，有鸡蛋。”
没办法，我只好再将箱子放下来，但那位中年男乘客很好心的说，可以放他座位下面，我就将更为承重的主机箱放了过去。本想再把另一个箱子放我座位下面，不料居然有位乘客睡在下面，应该是站票的乘客，早早地抢先进来睡里面了。主机放好后，我再将背包放行李架上去，毕竟背包比较空。
有时候一点点小的过错，也会让你承受极大的惩罚。
放背包上去的瞬间，水瓶从背包中溜了出来，直接砸中坐在下面的一位女乘客的额头。我急忙向她道歉，慌慌张张不知如何是好。但幸亏水瓶是空的，没有装水，应该没什么事。
那女乘客说痛得厉害，似乎是被砖头砸了一样，紧紧捂住额头。
愧疚的我左顾右看，将背包塞在了另一边行李架上，还有电脑显示屏的箱子无处安放，十分感到孤立无援。好心人总还是有的，后面座位的一位姑娘向我说道：“这下面还可以放。”
总算有位置将行李安放好了，我心里很感激她，很由衷地对她说了声谢谢。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回到自己的座位，很内疚地看着那位被我水瓶砸中的中年女乘客，她约莫45岁以上，还在用手捂着额头。真的那么痛吗？
她老公便是那位善良的中年男乘客，好心地让我把主机箱子放他座位下面。他对我说：“你看这是不是应该找列车员拿点药来。”
既然是我犯下的错误，不管有意无意，总要负责的。我急忙往列车员的休息室去找去，然后列车员拿了一个小药箱来，给她涂了些消炎水，贴上一个创可贴，说差不多这样可以了，没什么事的。那位中年女乘客硬说要用酒精消毒，还说流了很多血，但她包伤口的纸巾上面只有丝丝血迹。列车员只好说：“你实在觉得痛得话要不要停车去医院看看。”但车票费不补，中年女乘客就说等到广州站再去医院。
过了不久，列车员过来找我，要求我与那位中年女乘客各写一份事情经过，并将身份证拍照。多大点事啊，一定要搞这么多程序吗？在列车员拍我身份证的同时，中年男乘客也拿出手机来拍，我就像是罪犯一样准备接受刑法。当时真不应该给中年男乘客拍的，但内心的愧疚感太使我难受了。
列车员走了后，那位中年男乘客似乎意料到她老婆的意思了，于是与我协商，正好我也是在广州下，下火车后一起去医院检查看看。
真的是小题大做！
可这件事本身就是我的错，谁让我无意中让水瓶掉落砸到人了。坐火车的这一晚，我都是内疚不安的样子，之前手机里下载好的电影与综艺节目，也没心思看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还有一个小时到广州。中年男乘客问我要了手机号，再次说，要一起去医院看看，检查下她老婆的伤口。我无奈地点点头，原本带着台式电脑的我，公交地铁都难挤，回到自己家就已经很不轻松了。出于道德，我愿意同他们去医院。
出了广州站后，他们突然对我说：“你拿着这些行李也不容易，这样吧，你赔点钱，我们自己去医院看看就行了。”
“赔多少？”
那中年女人开口道：“四百。”
四百？开玩笑吧，像我这样初入社会的打工仔，没有存款，生活也是省吃俭用，四百块对于我来说不是小数目。
“阿姨，不至于吧。就算是去医院看看，也不过就是给伤口消下毒，最多吊瓶盐水，四百块多了点吧。”我说。
“四百多什么，我额头流了那么多血，你不是看见了吗？”中年女人说。
“那个列车员还说，要不要下车去医院看，这肯定很严重了。”中年男人说。
“那就去医院吧。”我说。
“行吧，走。”中年男人说。
倏然我转念一想，我怎么知道她原本有没有旧病什么的，万一她在医院里检查，到时扯出什么病来，要我赔几千几万块那还了得！
社会险恶，人心难测，这明显是小题大做想碰瓷。可是我理亏啊，而且手机号和身份证信息都让他们拿去了。
“最多赔你两百，不去医院了，我还有事情要回去。”我说。
“两百块能干什么？说实话，我们自己去医院看，那个花费可能还不止四百呢。”中年女人说。
“最多赔三百，我身上只有这么点钱了，就算去医院我也拿不出什么钱来。”我说。
中年男人估计我可能真没什么钱，说道：“行吧，行吧，三百就三百，这事算了。”中年女人毫不犹豫地把钱接过。
一个空的水瓶掉下来砸到额头，掉落的距离不超五十厘米，居然会砸这么严重？昨晚在火车上那中年女乘客，用手捂着很紧，痛不欲生似的。在火车上我刚找到位置时，那中年男乘客还很好心的帮我放行李，水瓶事情发生后，他们在火车上并没对我说多少话，直到出深圳站后，才开口向我索赔。
碰瓷方式千万种。原来一点点伤口，也能表现得痛如刀割；再善良的面孔，也可能是人面兽心。倘若那件事没发生，在车上他们还是好心的乘客，会帮助我找空间放行李，也许还会聊得很愉快。
（本小说内容皆为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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