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中国年

        至今仍怀念诺基亚的闹铃功能，音量和灯光都是由弱渐强，仿佛清晨耳语叮咛。曾托修手机的刘哥修过我的8210，可惜未果。四点多，正沉浸在过年的梦里，忽然被一阵高亢的啼鸣吵醒，怔了好一会才确认，是有真的公鸡在。估计是哪个邻居从老家带来还没来得及处理，可怜的公鸡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每天清晨呼唤太阳。躺在床上，思绪飘回了童年。那些关于过年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故乡的中国年

记忆中的年，与各种习俗分不开。一开始说到鸡，过年离不了它。母鸡因为有下蛋的本事，会伺养多年，直到下蛋不勤了才会炖掉。公鸡的命就苦多了，平常没少干活，但寿命只到春节，被宰杀后还要拔光羽毛，被搔首弄姿一番，

故乡的中国年

与饽饽、点心、猪头、鱼(必须是带鳞的鱼)、虾、糖等一起摆在堂屋的方桌上，供族谱上罗列的祖先们享用，初二送年之后才会撤下桌。老家称之为“摆供“，大年三十午饭前须完工，是很神圣的事情。方桌外侧通常会挂一红布，上面正好有香炉和烛台压着，方桌前放置火盆，一日三餐前用来烧纸供奉。讲究的人家，火盆前会放上干净的蒲团或毯子，供小辈们磕头下跪之用。

        在我的老家过年，男人尤其是男孩都是要给长辈磕头的。年夜饭过后，就要开始在村中的本家内进行了。进门之后，先要面向堂屋里高悬的族谱磕头，之后便对着炕上的老人喊到”二爷，您过年好，我给您磕头了”，边向着族谱行礼。爷爷奶奶辈地一般都盘坐在炕上，端着烟袋，眼睛早眯成了一条缝：“好，好，都好啊"。有的老人家耳背，有时伴着外面的鞭炮声，你得扯着嗓子喊好几回才能听得到。磕头的功夫，伯伯叔叔辈的一般都在堂屋迎着，礼节性地客气着：“不用磕（ka，三声）了，不用磕了，快进来吃糖"。但到了给他磕时，他倒也不拦着。由于家族大，通常要转遍大半个村子，回到家时都半夜了，新衣服兜里全是长辈们塞进的糖果。磕头这活，一直到了参加工作后才慢慢逃脱。第二天上午，是女人们串门拜年的时间，姐妹、妯娌们纷纷结伴出行，花枝招展着。

故乡的中国年

        其实过年的习俗，从小年之日便有条不素地进行了。小年这天要请灶王爷进家，年画贴在灶台后面的墙上，小香炉伺侯着。第二天是扫灰，胶东也叫扫房，全家齐动手进行卫生大扫除，图得是干干净净过个年，吉利。老人认为小年前扫灰会影响运气。我毎年负责的活多是擦玻璃的，现在玻璃擦得熟练，大约就是那时候练出的手艺。

        扫灰过后，便是与各种美食相约的日子。过年用的面食很有讲究，比如供奉用得桃饽饽、枣鼻子，必须是完整无好的，裂了口的叫“开口笑”，是摆不到桌面上的；做的“神虫”分公母，要放在粮缸里。母亲极为心灵手巧，她用自己做的“引子"当酵母发面，街坊邻居常来讨要。她做得各种造型的饽饽活灵活现，每当街坊家里有大事要做饽饽，总要请她去指导。

        老家春节必做的“炸虎“是我最爱的面食，没有之一。过去是用面粉加煮熟的地瓜，用水、油和好面，醒好后，面极软，或切成菱形块，或拧作麻花，放到油锅里炸。烧火也是技术活，要用细火，火太旺，就容易炸过火。父亲总会在夏季麦收时为母亲留出几捆整齐的麦秸，精心去掉多余的叶子，只留下光滑的秸杆，用它一小把一小把地塞入灶内，生出来的火才是最温和的，炸出来的“炸虎”才是最好的。二姐那时是母亲的好帮手，别看她初中时跟个假小子似的，心灵手巧可是得了母亲的真传。现在的“炸虎”被她改良的口感更好，她用牛奶和面，摒弃了地瓜和花生油，不加水，口感更加柔软、香甜。

故乡的中国年

到了腊月二十九，喂养了大半年的动物们便到了牺牲的时刻。猪要请村里专门的屠户和左邻右舍帮忙，都是不用付钱的，把猪下货分一分便各得其所。猪皮冻、猪头肉等都会提前做好放到盆里。家里的各个角落全是平日不多见的美食。记得那时奶奶家里有个柳条编成的小筐，用腊树的Y形树杈做成的钩子钩住，高挂在堂屋的西墙上，小孩子踩着凳子也够不到的。那样做其实不是为了防孩子，而是提防猫或老鼠。那个筐里的美食仿佛取之不尽，只要去一回，奶奶都会踮着小脚，变戏法般地拿出来。

        正式过年，大概是从三十中午的隔年菜开始。母亲一直喜欢用整根的猪肋骨炖隔年菜，大白菜、豆腐、粉条、干的野生蘑菇都是必不可少的配菜，炖上满满一大锅，屉子上蒸上米饭。好像在老家，一年中只有这一顿规定是吃米饭。隔年菜一顿远远吃不完，用大盆盛好，放在饭厨一角，会吃上好几天。两位姐姐出嫁后，父母都会从隔年菜中挑出几条肋排单独放着，留给初三回娘家的姐姐们享用。不知是老家的习俗，还是父母独对女儿独有的疼爱。八十年代农村的电视都是奢侈品，冰箱更无从谈起。老人们都希望过年下场大雪，想必一来是瑞雪兆丰年，讨个好兆头；二来更有年味，天冷可以让各种食材多放些时日。记得那时父亲喜欢将肉类挂在院子南头的南屋檐底下，把海鲜用大铁盆扣放在下方地上，周边用雪堆满，放上个十天半月都没问题。

        除了各色美食的诱惑，春节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有新衣服和与烟花爆竹相关的游戏。三十下午大人们忙完后，会拿出早已备好的衣服给孩子们换上，或找裁缝做好的，或自己将大孩子衣服改小的，后来基本都是赶集买回的。男孩们必须跟着父亲去迎年，恭请祖宗们回家过年。女孩们还是要在家里帮忙准备晚饭，包饺子等。年夜饭开餐前，是要在院子或门口点上一串鞭炮。那时的鞭炮多用银色炸药填充，细长的个头，威力巨大，可以说是震耳欲聋。响过之后，院子角落里倒放的铁水桶都会嗡嗡地鸣响半天。留下的鞭炮我们能一直玩到十五。小伙伴三五相约，或在街上，或到村边平坦的场院上，各种玩法，各种比赛。鞭炮插到牛粪里的事不敢做，怕脏了新衣服。一般是找几个罐头瓶铁盖，盖在鞭炮上，看谁炸得高。几人站一条线，右手持鞭炮，左手持香点上，趁炸响之前抛向远处，看谁的高、远。或者将鞭炮当做弹弓的子弹，准备好后让伙伴帮忙点上，发射出去，指哪炸哪。这些活现在想想极其危险，没有胆大心细是做不来的。

        最考验手工和技术的，莫过于亲手制作火枪。火枪分两个版本。简易的是用粗铁丝做成枪架、扳机，磨出枪栓，用四到六节自行车链条做成枪筒，用自行车内胎剪出宽皮筋当做动力装置，手快的孩子半天就能做成。这种简易版只能用火柴头当火药，威力不大。我曾做过一支带枪筒的火枪。用木板刻出手枪架，反复打磨，留出装扳机、枪筒、枪栓的位置，在简易版的基础上，找一枚步枪子弹壳，裁掉上面稍细的部分，去掉引火帽，将自行车链条顶端那个小零件打磨后，将弹壳与自行车链条链接到一起，就成了一把有枪筒的火枪。这种枪可以使用少量炸药，能发射铁砂、钢柱，自然也都是自行车的废旧零件。做成一把需要好几天，这还是在原料、工具充足的前提下。鉴于工艺复杂、威力巨大，家长们多持反对意见。第一次试枪很有技巧。装上炸药后，找一墙角，人躲在一侧，手持枪伸到墙的另一侧，用墙当掩体，让小伙伴帮忙在远处帮忙盯着路人，才能开枪。反复试过之后才可以放心地把玩。鞭炮拆开后，小心地把炸药攒起来，装到小瓶里，用挖耳勺填充到枪里，一枚大个的鞭炮可以开上十枪八枪的，比传统的放鞭炮就能听一个响过瘾多了。在经济匮乏的那个年代，孩子们的智慧和动手能力被无限激发出来。

        爱枪的情结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初中时还未全面禁枪，表哥家的高压汽枪常借来玩。那时的麻雀也不是保护动物，枪法就是用麻雀练出来的。94年师范新生军训时才摸到真枪，56式冲锋枪被玩得很熟练。全体实弹射击前陪教员去耙场校枪，5发子弹打出44环很让他吃惊，破例奖励了我满满俩弹匣子弹。工作后才摸到真正的手枪，与当年自制火枪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自然是后话。

故乡的中国年

        元宵节鞭炮下岗，烟花便成为主角。“泥锅子“、“魔术弹“、“堤溜尖”深受人们喜欢。“泥锅子“都要拿到街上去放，邻居们聚集在一起观赏。“堤溜尖“是小孩儿的最爱，拎在手里、粘在墙上，各种放法都有。下图我那个白口袋的棉袄被二姐取笑了多年。我放“堤溜尖“时引燃了口袋里的存货，把新棉袄的口袋点着了，临时补了个新口袋，于是便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手中的玩具枪是唯一买来的玩具，那是在外地工作的小舅买的，可以发射高梁杆，很是神气。

故乡的中国年

        再也回不去的过往，仍要过下去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