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
永州最早的时候叫做“泉陵”，汉武帝时期开始叫“零陵”，隋朝开始出现了“永州”一名。两千年里白云苍狗，它一直随着王朝更迭在“零陵”和“永州”之间频繁切换，版图变幻亦如浮云聚散。到我出生的时候，它叫“零陵”，然而等到我十几岁时，它又变身为“永州”。
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在我小时候，那都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所在，远到像是另一个世界。甚至，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城市，一直以为太阳底下就是一座座山。
七岁左右，我们的寨子通电了，家里有了第一件电器——从城里亲戚家淘汰下来的一台黑白电视。在这台电视机上，我看了《圣剑飞鹰》和《浣花洗剑录》，还看到了大山以外的世界。
送我们电视机的亲戚是我的姨奶奶，也就是我奶奶的妹妹。有一年春节，在送电视机之前，大人去她家拜年把我也带去了，那时我才刚刚记事，也应当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城。因为人小看不到车子的驾驶室里的司机，回家来兴高采烈地跟人说城市里的汽车不用人开就可以自动在街上走，引发满堂哄笑。
姨奶奶的家在一条很古老的街道，街上铺的是石板路，房子临河而建，是高高的吊脚楼。她们家对面是一座比那条街更古老的大房子，高高的台阶和森严的牌坊，门口还有两座高冷的石狮子。院子里冷沁沁绿森森的，木屋子像在水里浸了几千年，静静发散着永远也晒不干的湿意。院子里有大块的石碑，上面刻了许多字，每一个字的笔划里都嵌着青苔。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座老房子是“柳子庙”，那条街叫“柳子街”。随街流淌的那条河其实是条溪，叫作“愚溪”，沿着溪边走，还有几个竖着石碑的“景点”，它们都与柳宗元有关。
说来惭愧，除了柳宗元，吾乡再也没有什么如雷贯耳的人物，也没有什么别的光华可提炼出来供人赏识。然而柳宗元也并非永州人氏，他不过是曾经在此谪居数年，写下一些千古文章而已，比如《永州八记》和《捕蛇者说》。至今我在向人介绍的时候都要祭出语文课本上的“永州之野产异蛇”来，别人才能知道。真是不敢想像，如果永州没有住过柳宗元，那吾乡人民要如何向外人介绍自己的家乡。
上小学开始，二姨和二姨父要去市里上班，不得不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家寄养，于是我家便一下有了四个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住在村子里，每到寒暑假，我们四个人就齐齐奔赴市里度假。
二姨家在城里的第一个住处是独幢的小平房，一共两间半，一间客厅兼饭厅，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并洗手间。房子前面是一大块空地。我很喜欢那个房子，看起来很像《雪山飞狐》里胡一刀夫妇隐居的小屋，很亲切。
后来他们搬到不远处的单位宿舍，屋子仍是两间半，不过变成了一排平房中的一套。他们在这套房子里住了很多年，我们也就在这里过了很多个寒暑假。
记忆中每个早上都能听到不远处的一个工厂的喇叭放那英的歌，放的最多的就是《雾里看花》和《好大一棵树》，每天早上听着这两首歌去上公厕，然后蹲在门前的过道上吃米粉。二姨家的宿舍虽是平房，但是地势较高，放眼望去是一大片高矮错落的楼，并不知道那歌声是从哪一幢楼里传出来的，它只是那么悠然地徜徉于楼宇街巷之间，仿若一个隐形精灵。这是乡村没有的奇妙物景，有时听着那歌声思绪也会随之飘荡到很远很远的不知何处的神秘地方。
寒假的时候，我们会跟着大人一起去黄泥井市场办年货，一直要把整个市场逛遍，从老汽车站那边一直走到觅湘路，再从觅湘路走回来。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轮流骑着家里的一辆单车上街玩，一般是表哥或者表弟骑着，我或者表妹坐在后面，从保险公司骑到七三一九工厂，有时候也沿着河边一直骑，骑到浮桥边上。
还有很多个酷暑里，跟表哥一起翻墙去附近的一个中专学校打球。那个学校旁边有铁路，经常可以看到绿色的火车“吭哧吭哧”地驶过，车上的人坐在窗口吃东西，从不回应我们的热情呼喊。铁路那边是一片荒山，我们常去那山上拔一种可以卖钱的草药，卖没卖到过钱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铁轨在烈日下晒得锃亮，滚烫，我们总是离它远远的，怕一踩上去就要被化掉。
二姨父的哥哥家有一个书报亭，在老火车站对面，暑假里就交给我们这帮孩子看。很小的一个亭子，卖各种报纸杂志，还卖烟。傍晚的时候我们回家，表哥把钱和烟包好，让我和表妹抱着坐公交车，他和表弟跑步回家。公交车慢慢悠悠地在暮色里晃着，因为要停的站点太多，开得并不比跑步的人快多少，我们坐在车上，还能跟人行道上的他们喊话，笑声洒了一路，很快乐。
后来家里也搬到了市里，我也已经出去工作，每年回来都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如果非得找出点什么不同的感受来，那就是觉得它变小了。小时候觉得很远很远的路，后来变得咫尺之遥。
直到有一年的春节，坐小姨的车子一起回家，午夜时分到达，一路开过潇湘大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大家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潇湘大桥的收费站没有了！更为稀奇的是，凤凰园的大道上已经有红绿灯了，终于开始像个城市了。紧接着，市中心的老火车站搬到了郊区，大街上开始有了金碧辉煌的购物中心和大商场，也开始堵车，直至堵到人人头痛。城市见风就长，不断往边沿扩展，努力想办法要抻直了胳膊和腿。楼宇像种子一样四处扩散，发芽，生长，这一次回家逗留的时间比较长，发现原来空荡荡的新火车站附近已经被大楼全部填满，有点被如此蓬勃的生命力惊到。
我想，它还会变得更大，更大，大到有一天我又回到孩童的视角，只能够仰望它。
【县】
从老家的村子到县城和市区是一样的距离，因为二姨在市里，所以我们总是去市区比较多，很少去县城。第一次去县城大概是在我十岁的那年夏天，三叔的女儿将要出世，他回来接奶奶去伺候婶婶坐月子，我当时在生病，便跟着奶奶一起去县城看病，随之在县城住完了整个夏天。
那时候从村子里到县城要坐三个小时的小巴，路很烂，车子也很烂，摇摇晃晃地路过一个又一个小镇。奶奶晕车，抚着额头时不时差我去前排问三叔还要多久能到，终于听三叔说“快到了”，然而他又加了一句“还有十多里地”。十多里地对于鲜少坐车的奶奶来说仍然是酷刑般的折磨，我也一直翘首期盼着能快点到，免得要再去问三叔。
到了县城，三叔抽空带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确诊了病情，但是一时也不会怎样，而婶婶已经如期生下了堂妹，三叔和奶奶每天都忙着照顾产妇和孩子，所以也就没人管我了。
那年夏天的雨特别多，把青石板路洗刷得十分干净，印象中，雨中的小县城总是寂静无人，我把凉鞋脱下来拎在手里，光脚在路上走来走去。电视里在放《青青河边草》《雪山飞狐》，我独自看了个饱。
然而这段记忆并不是欢欣愉悦的，连带着我对县城也不怎么喜欢。
因为重男轻女，我奶奶一直不喜欢我，加上婶子这回生的也是女孩，她的心情也就不怎么好，日常总是虎着一张脸。暑假结束，婶子也出了月子，我和奶奶坐车回村子，奶奶没有给我买车票，售票员一遍一遍地揪着我问，我只好一遍一遍地去烦奶奶，她捧着因晕车而昏昏沉沉的脑袋低声咒骂不绝，就是不肯拿钱出来给我买票。售票员又不好跟一个老人家为难，只好来冲我发火“你多大了？这么高了都是大人为什么不买票？”我窘迫不已，深恨自己为什么要那么早早地长高，如果能让售票员不再找我麻烦，情愿一生做个矮子。
再去县城是好几年以后，教育局举办了一个文艺比赛，学校组织了两个节目参赛，我是舞蹈队的一员，跟着老师和同学去表演。又是夏天，又是雨天，我们被安排在校长家未建成的私宅里等待晚上的表演。那是一幢河边的红砖小楼，只砌好了毛胚，门窗都敞着，屋子里空空如也，我们像一群小鸡崽一样挤挤挨挨地坐在一起，凳子不够，也有人席地坐在砖头上。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沿着地基奔涌而过，要是再高寸许就要淹进屋里了。我们穿着演出的服装茫然地坐着，等着老师逐个给我们化妆，哪儿也不能去。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大部队开拔前往比赛的地方，那地儿有点远，老师想了想，找来了一辆面包车，可是人太多坐不下，最后决定让我们跳舞的坐，怕我们走到目的地腿就酸了，就跳不好舞了，另一个节目是二胡合奏，反正表演的时候是坐着的，不要紧。于是我们八个女孩子便被塞进了面包车，在二胡队同学哀怨的眼光中飘然远去。晚上的县城湿漉漉黑乎乎的，几无夜景可言，不过倒是很热闹，一路上都看到乌泱泱的学生和老师，都是去表演或者参加表演的。让我想起更小的时候跟着小叔去邻村看电影，也是一群一群的人有说有笑地走在夜路上。
那次比赛最后是否获奖不得而知，但是深刻记得后来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二十块钱“辛苦费”，那时的二十块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零用钱，因之狂喜。次年又有比赛，这次却是一个歌伴舞的节目，演出的时候因为唱歌的那个同学忘词而当场糊掉，“辛苦费”也就没有了。
再后来就是弟弟上高中的时候我去县城给他送过一次东西，又许多年后去办过两次证件，如果不是今年和去年回家比较频繁，对县城的印象中就只有无尽的大雨和贴身而过的浑黄河水。
前年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住到县城，从市区到县城去的路是第一次走，开着导航才找得到地方。进得城来大吃一惊，仿佛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城邦。
弟弟一家住在新区，一条平整宽阔的大道，两边都是簇新的机关大楼，彼此间保持着现代人特有的友好而冷漠的距离，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老城区愁眉苦脸地挤作一团。河边还在建湿地公园，一心一意奔向标准化的城市，要舒适，要精致，要光鲜，要冷感。除了森严的政府大楼和不息的车流，路上看不到什么行人，人都匿在大大小小的铁盒子里。
至于老城区，繁华的地方摩肩接踵，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于喧嚣与混乱，违章停着的车子，违章乱摆的小食摊，乱穿马路的人群，商店高分贝的喇叭。而不那么热闹的街巷则一片黄旧，像是雨后永远擦不掉的泥泞。我还残留着印象的老街更是又脏又破，从前至少还有点优雅的古意，现在看起来就像个破罐子破摔的老人，终日昏昏，无心自理。
新旧城区虽然相距不远但并不怎么亲近，那些意气风发的大楼们像有了出息的年轻人，以倔强冷漠的背影对着他不那么光鲜的原生家庭，然而断绝关系是不可能的，只能默然僵持着，等着时间不断地分娩，让新代替旧，也让新变成旧，再不断让更新代替旧日的新。
【村】
腊月十二，小雪，听闻奶奶在老家摔了一跤，她之前一直跟着小叔住在市里，前几天刚刚送回老家跟四叔住。我们一大早就开车往老家赶，老太太已经八十有五，在这样的极端天气里，摔跤可不是说着玩的。
路上小雪霏霏，下得并不大，但是路很滑，路上不时可以看到新鲜车祸的遗迹。三叔和弟弟开另一辆车子走在前面，不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要小心行驶。
老家在半山腰，最后要上一个陡坡，由于路况堪忧我们只能把车子停在山下，拎着大包小包徒步回家。一路走得气喘如牛，到了家里推开房门，炉火烧得旺旺的，一屋子温暖如春，奶奶笑眯眯地坐在火盆前，方知是弟妹听错了电话，老人家好端端的，并没有摔跤。
我们放了心，因为还有别的事情，只坐了一会儿便冒雪离去了。
大年初一再回老家，天气已经转晴，父亲姐弟五个都聚齐了，一大家子人吃了顿团圆饭。
我独自揣着相机到屋后的山上转了一圈。小时候家里用来种菜、种黄豆花生的地早就退耕还林，如今长成了一大片密不透风的松林。从前站在屋后目之所及是一大片黄土地，可以一眼望到邻村，现在则是绵延不绝的一堵绿墙，除了树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试着往山里走了两步，那条小路是通往我家菜地，依稀按照儿时的步速计算方向和距离，不一会儿就到了。菜地当然已经没有半点遗迹，但是爷爷的坟还在那里，坟前有一些花花绿绿的祭品，应当是过年的时候四叔拿过来的。小的时候隔三岔五就要去菜地干活，经常整天整天围在爷爷的坟头玩，从不觉得害怕，现在林深人静，竟然觉得有点凉意，不敢拨开荆棘走到坟边去，只遥遥给他老人家鞠了一躬问了声好。
荒草和藤蔓将我小时候玩过的石山织得密密麻麻，地上的松针铺得厚厚一层，仿佛千年万年都不曾有人踏足过。后面邻居家的鸡舍，已经只剩了一堵残砖，鸡们则四处飞跑着，兴兴头头地漫山遍野四处啄食，整座山都是它们的天地。
小时候寨子里上上下下都是泥砖房子，这些房子都是我爷爷那代人建起来的，密封性和安全性都不太好，村里有点钱的人家后来都盖了新的红砖房。红砖房与泥砖房，就像两个不同的时代。鲜明的对比让每一个家庭都卯足了劲要把黄色的泥砖房推倒，换成暗红色的红砖房。村庄像蜕皮一样，一块一块的黄慢慢地被一块一块的红替代。
数年后，大家纷纷攒钱到市区或者县城买房，村子里又开始更新色块，慢慢地，所有的房子都已经被葱葱郁郁的草木所遮盖。远远望去，寨子里不再有红色、黄色之分，变成了一视同仁的绿。
我家的老房子早已颓败不堪，屋顶上密布的蜂巢显示这房子已经被野蜂征用了，只有后建的厨房还可堪一用，被四叔拿来烘腊肉和酿酒。父母卧室里的大床放着一只大簸箕，晾满了糍粑。墙上挂着一只旧蓑衣，像一个被旧时代武士所弃置的盔甲，再无用武之地。墙角和楼梯上堆放着不知哪年的老南瓜，落满了灰尘。南瓜个大，并且形态各异，静静地卧在黯淡的角落里，竟然有种坚毅而落拓的美感，像一幅油画。
母亲在阁楼的杂物堆里找到她从前用过的衣箱，从箱底翻出了一些旧照片，十分珍重地裹在纱巾里带走了。其中还有我中学的学生证和毕业证，照片是黑白的，我穿着校服，梳着齐刘海，扎着马尾，脸上没有表情，黑眼珠直愣愣地盯着镜头，嘴有点撇着，心中似乎不太如意。
楼下的旧衣柜里堆放着一家人以前穿的衣服，随手一拨抖出来一件亮晶晶的红色马甲，是我高中的时候买的，在学校做主持人的时候穿的，在舞台上被灯光一照会闪闪闪发亮。抽屉里有一个空信封，是我刚出去工作时写给家里的信，字迹十分工整，像写作业一样，一笔一划都认真刻画，字与字的间距都经过考量，幸而信的内文已经不见，不用再与当年幼稚的自己重逢，以免尴尬。
城里早已经禁了鞭炮和焰火，好在农村是可以放的。小侄女已经等不及天黑，迫不及待把焰火都给放了，她稳稳地扎着马步，站在晒谷坪上，双手紧握着炮筒，光听那一声一声炮响。
花炮放完，饭也吃完，大家一齐告辞，带着四叔给我们的糍粑和麻糖。
奶奶拄着拐杖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目送我们，她的精神比过年前要差很多，右额角一处新鲜的淤青，说是不小心磕的。人老了，生命脆如瓷盘，不知道会在哪一次的磕碰中粉碎，而路却越来越窄，每一步都像在走钢丝。然而也并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不论如何妥善将之保护，最后仍将迎来那一声脆响。
三辆车子都塞得满满当当，依次从山脊上缓缓离去。从车窗里可以看到对面山上的外婆家，那边比这里更加破败荒芜，外公外婆早已去世，舅舅也不在老家，房子里都已经长满野草，我们已经十几年不曾上去过了，每次回家不过在车上远远地看上一眼。数年以后，等到奶奶也不在的时候，老家寨子也会变成外婆家那样，任时间将其蚕食，风化。
可是，这村庄虽然眼下注定要被抛弃，不知道哪朝哪代又会有后人把它拾起来，那些长到参天的树终将被伐掉，然后，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人重新将它们种上。而城市也可能会变成荒漠，也可能沦为村庄或者沉入河底，谁知道呢。那已经与我们这一代人无关了，到那时候，我们这些先民的踪迹早就灰飞烟灭了，留下的只有千古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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