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经常因他们感到骄傲。
而孩提时，我却常常对他们又爱又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国家对计划生育抓得紧，提倡少生优生，只生一个好。因此城镇里大多是独生子，但在农村天高皇帝远，政府也鞭长莫及，等他们政策普及到小山村时，他们才发现我们80、90后已经遍村都是了。于是政府人员开始罚超生款，家里超过两个孩子的都需要交超生罚款，交不上的，政府就拉粮食，没有粮食的就烧窗户。陕北窑洞的窗户是木头做的，木头上糊着麻纸，一点火麻纸就着。有的计生办公务人员还嫌烧得不利索，给窗户上喷汽油；也有拒交罚款的乡亲被警车带走的，手上铐着手铐，警笛声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可怕的回响。那时候一有计生委的人来，全村便鸡犬不宁，辛劳的母亲便抱着吃奶的孩子四处躲藏，只有当家的男人站在窑洞前，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势。
那时的农村人表现出无畏地英雄气概，即使在这样紧张的背景下，毅然繁衍生息。
老三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生的，他的出生打破了我们家的平静。那日，我们家的狗异常狂躁，他已经熟悉了那些“公务员”们的匪气，一闻到就不能自己。乡亲们互相传着话:
“又来了？”
“来了，赶快躲起来！”
再没有多余的话。
母亲抱着老三躲在长着一棵大榆树的坟地里，藏在坟冢后，让老三含着乳头，尽量把头埋低，不让老三哭出声来。
我家的狗忽然一顿狂吠，紧接着就是一阵惨叫，原来计生办的公务人员将一根棍子砸在了狗腿上，从此我家的狗便成了三条腿。
我父亲站在窑洞前打算跟他们理论，有几人已经控制住了父亲，动弹不得。只听见哔哔啵啵的响声，一股烟便从窗户上升起。借着风，窗户上的麻纸瞬间燃烧殆尽，好在没有燃着木头。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吓坏了，老二直往我怀里钻。他们撬开了门锁，拉走了两大麻袋黄豆才肯罢休。母亲抱着老三，抹着眼泪回来了。那一幕幕，直到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使我颤栗。爷爷下了最后的、一劳永逸的命令——交罚款。于是变卖粮食再加上全部积蓄交了罚款，计生委的人又说:
“来，免费送你一次结扎手术！”
“我日你姥姥！”我心里骂道。
但仍然没有半点作用，母亲还是走上了结扎的道路。可怜的农村妇女拗不过计生委，胳膊拧不过大腿啊！交清了罚款，做了结扎手术，老三由“黑户”变成了有户口的人了，这时才算名正言顺了。于是向别人再称呼我的弟弟时，我心里也就有底气了。
对于母亲和家庭所承受的苦难，我曾因此而痛恨过老三，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出生带来的灾难。但又怎么能怪罪老三呢？一个对这些一无所知的孩子。
老三异常聪明。当时集市上高价收一种草药，我们称之为野扁豆根。于是放学后漫山遍野都是小孩抡着山镢头刨野扁豆根的情景。大人有农活要干，很少有人专门刨，但农闲时也有人刨。
我和老二每次放学后也会加入到刨野扁豆根的队伍中，老三尚小，抡不动山镢头，便跟着帮我找野扁豆根，我承诺卖的钱分他三分之一。有老三的帮忙，我比老二要刨得多。老二心生嫉妒，赤脚踩在老三找的野扁豆根上死活不挪脚。
“挪不挪？”
“不挪！”
“那是老三找的，我承诺卖的钱给他三分之一。”
“我先看到的！”
我直恨得牙痒痒。“真不挪？”
“真不挪！”
孩子的傻气让我抡起镢头重重地看下去。只听得“啊呀”一声惨叫，老二的右脚大拇指上流出鲜红的血液，染红了故乡的黄土地。满脸冒着傻气的我手足无措地立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老二从医院回来，右脚上缠着纱布，好在未伤及筋骨，倒是切了很深的一道口子。我埋怨他怎么不肯动一下脚呢？他一脸倔强地傻笑。
刨的野扁豆根卖了13.5元，我给了老三4元，没上学的老三开口说话了。
“不对，少了！”
“不少，就是三分之一！”
他把自己的十根手指伸出来，又借用了我的三根，竟然分成了“四四五”的三份，努着嘴看向了“五”的那只手。我无奈地又扔给他一元，他才满脸堆笑地走开了。
我计划把剩下的8.5元全部给老二，以弥补我给他造成的伤害。但是他并没有接受，我因此有一段时间老觉得特别对不起老二，但这种愧疚并没有维持多久。
村里的小学这几年应该是建校以来最兴盛的。因为80年代教育的复兴，再加上这几年繁衍生息，上学的适龄儿童越来越多，六个年级人数达到近百人。学校只有两位老师，一位校长，一位教员，两人分担了六个年级的语文、数学、自然、社会、思想品德、体育、劳动等科目的教学任务。因为窑洞有限，只有三孔，所以一孔窑洞里安排两个年级。一个年级的同学上课时，另一个年级只能转过身背对着黑板。木质的桌凳不够，只能用长条石头支起的石桌凳，冬天的早晨穿着厚实的棉裤坐在上面也寒气渗骨。
冬天教室里取暖用煤炉，由学生轮流带柴火和煤炭生火。寒冷的早晨，提着书包、柴火和煤炭的手被冻胀了，冻得手指头麻木得取不出火柴盒里的火柴。数九寒天，鼻子耳朵经常被冻烂流脓。老二和老三太小，轮到他们值日生火的时候，父母亲总让我帮着他们。这样，我几乎每周都会有两三次提着沉重的书包、柴火和煤炭起早摸黑地去学校生火。对此，我心里也甚为不满，老痛恨老二和老三，无奈父亲嘱托，实在无法。
单是如此倒也罢了，最让我憎恨他们的是每次期中期末考试结束后颁奖的时候。
老二和老三聪明好学，往往是得奖的主。我生性愚钝，偶尔才能拿一次。爷爷奶奶爱收集我们的奖状，把他们贴在他们窑洞里，贴了满满一墙，每次外人来时总讥笑我，说我是老大却不如弟弟们。这时候是老二和老三最得意忘形的时候。每次说时，我都有想把奖状撕掉的冲动，但畏于爷爷的威慑，没有付诸实践。
我们家里有一头驴，后来因年老卖给张屠户家的屠宰场了。它曾经是我们家的功臣，父亲就是用它耕地、拉车供我们弟兄上学的。因此当把它卖到屠宰场时，我心里总怀着一种卸磨杀驴的愧疚。但我们也因它而吃过许多苦。
连续五六载，漫长的夏季，我们要给它砍苜蓿。弟兄三人放学后拿上绳索、小镢头爬上龙彪圪垯，走上约摸三里地便到了苜蓿地里。虽近黄昏，但夏日的太阳依然毒辣，挥动着小镢头，不一会儿便汗流浃背。老三在家里最小，凡事都得照应着，因此养成了能省力气则省力气的脾性，每次都背着一小背苜蓿，一路小跑着就下山了；老二相对能吃苦，但也不愿多背；只有我想着多背一些，也许驴就能多吃一天，我们就可以少跑一次苜蓿地。因此每次我都恨不得多背一些，往往是汗流浃背，绳索紧紧地勒在肩上，仿佛要扣进肉里，几乎是挪下山的。每走一截路就要找个台阶放下背上的苜蓿休息一会儿，可是再起来时又十分困难。汗水迷了眼睛，直蛰得难受。等到家时衣服已经湿透了，肩上被绳索累出两道深深的紫印儿。而此时，老二老三却早到家了。这样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不公平。我曾找爸妈父母抱怨，可他们都说让我少背点儿。但为了能少跑一回，我依然固我。有一次实在背得太多，艰难地挪到家后，一屁股坐在窗台底下，一直委屈地哭到天黑，任谁劝都无济于事。
后来随着年龄渐长，三个男孩子却经常会因为一些琐事吵嚷，甚至打架，有时把母亲气得坐在洋芋窖里一边拾洋芋一边擦眼泪。
再后来我上初中了，便离开了家，去了邻镇的一所中学读书了。对于我的两个弟弟，我只是想念。之前对于他们的“痛恨”也化成了想念，一味地想念。自那时开始我们分开了有两年时间，这两年间我也只是周末回去一次，有时甚至一月回去一次。和他们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聊我的新学校、新同学和那个小山村外面的世界。
再后来老二也上了我们镇中学，就只剩老三在父母跟前了。有一日，父亲打来电话说老三挨枪了，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我的心一阵剧痛，眼泪便下来了。原来是同村的一个半大的小伙子拿着散弹枪打猎，那小伙子在沟底下，老三站在崖上俯视。只听得一声枪响，几颗小散弹射入老三的身体。好在子弹只是停留在皮肉，没有伤及内脏器官。如今想来我依然觉得后怕。
等老三上了初中，我们弟兄仨在县中学一起度过四年学习生活。这四年我们同塌而眠，同桌吃饭，互相照应，一同成长。这也是我们一起生活的最后四年时光。时光啊，你何其匆匆，又何其残忍，硬生生让我们手足分开，从此各有各的世界！
这四年后，我考上了大学；老二还在县中学上高二；老三初中毕业，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从此一个在县中学，一个在市中学，一个却在千里之外的西安。
两年后，老二考上了陕西科技大学。
再一年后，老三考上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再一年后，我毕业，在西安某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
再一年后，老二毕业，应聘到西安北郊一个电子芯片制作和分装的公司。
两年后，老三考上本校研究生。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七日，我结婚。
二零一六年六月老三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在西安高新一家软件工程公司IT行业上班。
就此，我们弟兄三人都落足于西安，每遇节假日，多有走动。
二零一七年老二也步入婚姻殿堂。
老三将于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订婚。
自此手足得以相聚，但愿再不要天各一方。
如今，每每有人感叹我父母不易，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父母用勤劳的双手，供出了三个大学生时，我心中无比自豪，为父母，但更为我的两个弟弟，我因他们而骄傲！
愿他们今后都能健康快乐，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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