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种种不堪的表现，也不断坐实这句话。但如阳明先生这种凤毛麟角的厉害书生，不但有用，反将那些奸滑之徒玩弄于鼓掌之中，也是登峰造极了，让无数读书人羡慕不已。
阳明先生的心学往往被误解为“空谈心性”，阳明先生自己为之辩解甚多，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用了很激烈的语气回答质疑他空谈的罗整庵先生。他说：如果我的学说只是空谈，那我就是儒家罪人，是用歪理邪说误民，我就该死！
另外，阳明先生是打仗的好手，只要相信他还是一个正常的学者，怎么可能会怀疑他在自己的哲学中不反映自己的军事实践，同时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不用自己的“致良知”哲学呢？
要弄懂阳明先生以一介书生而成为军事家的谜题，就不得不研究他的军事文稿。要弄懂他的心学理论，也必须对其军事文稿进行研究。
虽然咱们时间和智力有限。但这是条必经之路。前人趟路，后人行路，古来如此。趟路者不必担心自己的丑陋和拙笨见笑于人，问心无愧即可，但愿对别人有所贡献。
如果不出意外，他的哲学思想必然包涵军事思想，军事思想必然体现其哲学思想。所谓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之关系也。
他的军事思想首重政治性。
这是一脉相承的。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他一贯重视大道理大方向的确立。重视思想的端正，方向的正确，然后再考虑军事技术方面的问题。推崇实用，不尚虚言。见他对孙子和吴子的对比和评价。这也是他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具体体现。
他在《武经七书评》当中说得很明白：
今之用兵者，只为求名避罪一个念头先横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趋避，敌情我献而不为觉察，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阨远近”，而“料敌制胜”乎？
这就是“致良知”的经典案例、真正意思！
其中“苟利国家，生死以之”这句话，应该就是后世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的由来。
在《答顾东桥书》一文中：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顾东桥认为大道理谁都知道，这是容易的事情，技术上如何做到，才是难点和重点。
但阳明先生不同意！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如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他认为，大道理确实容易，确实大家都懂，或者说大家不敢说不懂，不敢说不信。但偏偏就是不去实行。大道理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但大道理是一切行为的规矩和尺度，真正懂了，就要在做事说话时用这个规矩去衡量言行。真正懂了，你自然就会做事了。怕的是口头上说懂了，其实并没有真正懂。怕的是，在做事的时候，并不拿这个尺度和规矩去要求自己，而是有私心杂念。
和这个说法一样，他认为，打仗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关键的问题是带兵官有没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肠。如果真有，自然知道怎样去观察地形，利用地形，训练士兵，制定方略，自然就会打仗了。
次重视情报工作。
认为制胜之道全在于掌握情报并因之制定取得胜利的计划。
读书时是如此评价，战争时是如此实行。他年少时就开始学兵法。在他批注的《孙子》一书中，有这样一些话：
始计第一
谈兵皆曰：“兵，诡道也，全以阴谋取胜。”不知阴非我能谋，人不见，人目不能窥见我谋也，盖有握算于未战者矣。孙子开口便说“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
作战第二
兵贵“拙速”，要非临战而能速胜也，须知有个先着在，“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是也。总之不欲久战于外以疲民耗国，古善用兵之将类如此。
攻谋第三
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孙子作《兵法》，首曰“未战”，次曰“拙速”，此曰“不战，屈人兵”。直欲以“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全”之一字，争胜于天下。“上兵伐谋”，第校之以计而制胜之道而已。“辅周则国必强”其在此将乎！
虚实第六
苏老泉云：“有形势，便有虚实。”盖能为校计索情者，乃能知虚实；能知虚实者，乃能避实击虚，因敌取胜。“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微乎神乎，此乃其所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乎！
军争第七
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分合为变”，“悬权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以静”，“无要”，“无击”，“勿向”，“勿逆”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匪直能以不争胜争，抑亦能不即危，故无失利。
用间第十三
用间与乘间不同，乘间必间自人生，用间则间为我用。知此一法，任敌之坚坚完垒，而无不可破，横行直撞，直游刃有余了。
阳明先生认为，《孙子》关键的关键，重点的重点，不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语。计，现在人们往往把它理解成计谋的意思，而在《孙子.计篇》里真正的意思是估计的计、计量的计、计划的计，就是说在战争之前要进行敌我双方软硬实力的比较、计算、打算。这和“致良知”就是用“规矩”“尺度”“权衡（天平、秤）”度、量、衡实际情况、做该做的事情的说法是一致的。
下面是阳明先生江西平乱时给下级的一篇公文，从中也可以看到阳明先生是如何运用他的军事观点“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不但要了解“敌情”，还要了解“我情”。
《督南赣军务征横水桶冈三浰 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
“......照得（照得是一个汉语词语，意思是查察而得。旧时下行公文和布告中常用）抚属地方，界连四省；山溪峻险，林木茂深，盗贼潜处其间，不时出没剽劫；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调观望，不肯协力追剿；遂至延蔓日多。当职猥以菲才，滥膺重寄，大惧职业鳏废，仰负朝廷委托。为照前项地方，延袤广远，未能遍历其间；绥抚之方，随时殊制；攻守之策，因地异宜；若非的确询访，难以臆见裁度。为此仰钞案回司，著落当该官吏，照依案验内事理，即行本司该道分巡、分守、兵备、守备等官，并所属大小衙门各该官吏，公同逐一会议：要见即今各处城堡关隘，有无坚完；军兵民快，曾否操练；某处贼方猖獗，作何擒剿；某处贼已退散，作何抚缉；某贼怙终，必须扑灭；某贼被诱，尚可招徕；何等人役，堪为乡导；何等大户，可令追袭；军不足恃，或须别募精强；财不足用，或可别为经画；某处或有闲田，可兴屯以足食；某处或多浮费，可节省以供军；何地须添寨堡，以断贼之往来；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贼之要害；姑息隐忍，固非久安之图；会举夹攻，果得万全之策；一应足财养兵弭寇安民之术，皆宜心悉计虑，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险易，必须亲切画图；贼垒民居之错杂，皆可按实开注；近者一月以里，远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见，备写揭各另呈来，以凭采择。非独以匡当职之不逮，亦将以验各官之所存，务求实用，毋事虚言......
此篇公文中，清楚表明阳明先生所要了解的情况：我方的情况，敌方的情况，后勤保障的情况，敌我双方工事的情况，士兵训练战斗力的情况，等等。可以看出，阳明先生是一个成熟的军事家，对于军事要素是非常清楚的。用流行的话来说，他是有体系的人。之所以有人说他是军事天才，原因在于他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也没有从军历史。以一介文人突然变身领兵人物，毫无生涩感觉。
在保甲法一文中，他主要通过连坐，即互相监督的方法，控制农民向敌方通风报信。作为一个深刻了解情报作用的军事家，提出保甲法一点不让人惊讶。
第三喜欢耍阴谋诡计。
耍阴谋诡计的前提是情报工作做得好。
他在批注《孙子》时说过：
谈兵皆曰：“兵，诡道也，全以阴谋取胜。”不知阴非我能谋，人不见，人目不能窥见我谋也，盖有握算于未战者矣。孙子开口便说“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
《孙子兵法》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阳明认为达到出敌不意的重要手段就是采用欺敌、诱敌、误敌等招数，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耍阴谋诡计。但阳明特别指出，敌人不知道我的计谋，我的计谋就是阴谋；敌人知道了我的计谋，我的计谋就是阳谋了。所谓阴阳，在于敌人知不知道。
他并不迂腐，坚持什么堂堂之阵什么的。也打招安的牌子，但对被招安者的诚心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招安叛匪池某，不是他被人家阴，是他阴了人家。是少见的书生而喜欢耍阴谋的人，人称“王公多诈”。如，刘瑾遣人害他，他脱去衣物，制造投水假象，逃脱谋害。藩王造反，派兵捉拿他，他制造人在船上的假象，却下船走陆路。路遇打劫，却组织商家船只，结成阵势装成朝廷大军的样子，反把强盗吓得叩头请降。造假消息，扰乱造反藩王心智，打乱其作战计划，争取备战时间，并成功吸引其注意力，将其从南京调动回南昌，避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平叛过程中，不断利用假消息，麻痹叛匪，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成功。
虽然，“王公多诈”之名源于阳明先生的计谋较多，但也和上面讲到的善于运用间谍有关系。敌明我暗，自然占有心理优势而让敌人畏惧，圈套阴谋层出不穷也在其中了。
第四重心理建设。心法即兵法，兵法即心法。
重赏罚。如，立威、激怒、不畏、不动心等。
《陈言边务疏》里面和人心理有关的两条，可以看做其心学的起源。他重视心理好像是天生的。
《陈言边务疏》
弘治十二年（1499年，阳明先生生卒：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时年27岁），时进士。
......谨陈便宜八事以备采择：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
......
何谓行法以振威？臣闻李光弼之代子仪也，张用济斩于辕门；狄青之至广南也，陈曙戮于戏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虏。今边臣之失机者，往往以计幸脱。朝丧师于东陲，暮调守于西鄙，罚无所加，兵因纵弛。如此，则是陛下不惟不置之罪，而复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惮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总兵官之头目，动以一二百计，彼其诚以武勇而收录之也，则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辈非势家之子弟，即豪门之夤缘，皆以权力而强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剥，骚扰道路；仗势以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戎之怨。为总兵者且复资其权力以相后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于法，又敢斩之以殉乎？是将军之威，固已因此辈而索然矣，其又何以临师服众哉！臣愿陛下手敕提督等官，发令之日，即以先所丧师者斩于辕门，以正军法。而所谓头目之属，悉皆禁令发回，毋使渎扰侵冒，以挠将权，则士卒奋励，军威振肃。克敌制胜，皆原于此。不然，虽有百万之众，徒以虚国劳民，而亦无所用之也。
何谓敷恩以激怒？臣闻杀敌者，怒也。今师方失利，士气消沮；三边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则其宗族亲戚也。今诚抚其疮痍，问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无怨尤，则生者自宜感动。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虏仇，明以天伦，激以大义；悬赏以鼓其勇，暴恶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砺；务与之俱杀父兄之仇，以报朝廷之德。则我之兵势日张，士气日奋，而区区丑虏有不足破者矣。
尤其是这个“敷恩以激怒”不得了。深刻认识到攻击性、战斗力的关键。中国士兵向来怯懦胆小，如何变得具有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愤怒。唯有愤怒可以让人忘记胆小。西方常用词当中有个“侵略性”。美国球员常常说，要保持自己的愤怒，要加强自己的侵略性。一般中国人看到这个词，总感觉奇怪。在我们的词汇中，这个词是贬义的，是不道德的。为何这些公众人物说要增加这种含有贬义的词汇呢？是其道德取向不正确吗？有博学之士深刻考察英语的含义，发现这个词其实类似于我们讲的主动性、进取心、进攻性。但翻译成“侵略性”也有其道理。因为前面的主动性性、积极性、进取心、进攻性不足以反映其“侵略性”。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明确认为愤怒是一种不好的情绪状态是在宋朝。著名的《定性书》明确修身养性的目标是“惩忿窒欲”，特别把“制怒”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目标。现在看来，这是错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明显在看待愤怒这个情绪上犯了偏颇的错误。
我们敬爱的毛泽东主席特别的喜欢斗争。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特别让人觉得充满豪情，让人觉得血性，让人佩服。我们也经常说，要有斗志。但是，支撑斗志的情绪就是愤怒。
因此，就像龙应台的书《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所反对的，中国人错误的理解了愤怒和生气，只看到愤怒的坏处，并没有看到愤怒的好处，加上其他的原因，使中国人失去了血性，失去了为正义斗争，为自己的正当利益而斗争的勇气。这是让人很遗憾的。
孟子所谓“虽千万人返，吾往也”这种勇气，不靠怒气支撑是不行的。尤其面对面斗争，上阵杀敌，光是靠“不动心”的心理状态是支撑不起的。春秋时期的儒家并不像后来的儒家那样敌视愤怒。孟子和孔子其实都有很多重视培养勇敢、弘毅、不屈、不动心这样一些攻击性性格的言论。只是到了宋朝，扬文抑武，儒家学者也随之提出“制怒”为首的修养理论。整个宋朝在精神气质方面也偏于文弱。在武功方面也是乏善可陈。
我们要注意的是保持斗志而不被愤怒控制作出不理智的行动和说出不理智的话。而不是不愤怒。我们要注意斗争的技巧，掌握控制怒气的诀窍，而不是不愤怒。我们要用怒气来振作精神，保持昂扬的姿态，用理智来提出正确的策略，而不是不愤怒。
这也是需要修养的。我们只能通过学习掌握那种怒气勃发而有理智的状态。我们不能像小娃娃那样幼稚，一生气就乱说乱谈乱来。我们也不能像鲁迅、龙应台所控诉的那样，变成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我们要像毛泽东那样，成为会斗争的中国人。其实除了学习毛泽东，我们还可以学习的就是军人。军人经常处于斗争和攻击状态，又必须保持理智。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状态。
所谓浅浅的怒气，抛弃其让人昏聩的成分，一种清明的精神振作的斗争状态，就是得道的状态吧！
自姜戎的《狼图腾》一书之后，现在的人常说“狼性”。王阳明先生不学狼而有狼性，显示中国人要改变性格和心态，完全有另一条路的可能。这也是学习王阳明重要的现实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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