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上眼睛，回想一下你小时候的文具盒是什么样子的？
是盖子一打开里面印着阶梯式的乘法口诀，每次考试都会被老师责令不许打开，扣上盖子一摇，里面的笔又撞得盒子叮当乱响的铁盒子，还是那种封面印着好看的卡通图案分上下两层，靠着两块磁铁将盒子吸上的塑料皮盒子？
这两种文具盒我都有过，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在我们孩子之间流行的用药盒做的文具盒。
我们小时候，买药都不论盒，而是论片，赤脚医生从一个瓶子磕出几片药，用一个小的纸药袋给你装好，在上面标上如何吃，再给你药袋口折成三角塞进褶里封起来。感冒发烧咳嗽，有时候吃个一片半片，立马就好，算下来也不过几毛钱的花销。
同样的，挂水这种事情只有病情很严重的人才需要，如果吃药效果不好，病情又急，那么村医就会拿出一个纸盒子，里面用瓦楞纸隔成许多小间，每一间里躺着一支圆柱肚子尖尖嘴的小玻璃药瓶。
那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村医从盒子里拿出小药瓶，用五分钱大小的一个硬片，沿着尖细的玻璃嘴割一圈，轻轻一敲玻璃嘴就掉了，没有碎玻璃渣，瓶口整整齐齐，很有技术感。
所以那时候吃药的多，打针的少，挂水的更是稀有。
正因为如此，文具盒常有，而药盒不常有，所以用药盒做的文具盒就显得更加珍贵。你看小孩子的逻辑就是这么奇怪，小小扁扁的药盒明明不过是一个纸盒子，放不进新的铅笔，放不进直尺，却因为稀缺而被我们人为地附加上了高额价值，由此成为了紧俏货。
不得不佩服，最无知的儿童却是最伟大的炒作高手，人生的智慧真是无处不在。
《福妮》里面说过，福妮她爸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那时，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有四个，一个是我爷爷家附近的玉珍阿姨，后来她嫁到县城里去了，不当医生，而是开了丝绸厂；一个是老鞠，祖辈行医，但是年纪大了，不太给人看病；一个是老鞠的儿子小鞠，后来也搬去了县城；最后一个就是水平一般却干得最久的福妮她爸。
福妮她爸的卫生室在大队里面，那时我爸在大队里当会计，近水楼台，只要我爸去大队里，我就会千叮万嘱地让他去卫生室看看有没有药盒。十次有八次落空，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宝贝地不行，根本舍不得用，拿到学校里是去专门炫耀的，而且只有跟我关系好的人，才被允许摸一下。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行为举止是相当幼稚可笑的，我现在也很难理解当初自己的行为，想来或许是因为小时候家家户户情况都差不多，你买的起的我也买得起，你买不起的我也买不起，人有我有，谁也不稀罕谁，谁也不能压谁一头，只有人无我有才能凸显自己，才能让自己成为茫茫人海里那个最耀眼的崽。
即便过去了几十年，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在我们身边依旧盛行着，工作上如此，感情上如此，只有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与青睐。
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孩子的世界只是成人世界的纯真版。
不同的是目的，相同的却是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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