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当春去后诸芳尽 各自须寻各自门
大清帝国晚期的七把利剑，第一把游龙剑，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该公司发轫于天津小站练兵，庚子之后以秉政的庆亲王奕劻为奥援，通过发展北洋新军，开办各项新政事业以及对外贸易，成为光绪后期中国最为活跃且最具实力的政治势力；第二把竞星剑，以大学士孙家鼎、湖广总督张之洞、军机大臣鹿传霖为代表，多属老臣，久居官场、圆滑世故，擅长幕后操纵，具备一定程度的战略核威慑能力；第三把青干剑，属“亲贵”势力、满洲少壮派组合，成员是醇亲王载沣、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肃亲王善耆、宗室良弼；第四把莫问剑，持剑者乃是“清流”派掌门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机，其人“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是军机处奕劻处长的主要敌手，火力支援是素称“南岑北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第五把天瀑剑，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地方骚扰中央的路线，各路军将领有广西巡抚林绍年、广东学政于式枚、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等；第六把舍神剑，隶属在野的张謇、郑孝胥为首的国内立宪派手中；第七把日月剑，掌握在海龟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海外立宪派囊中，候补队员是众多矢志反清的革命党人。
七剑下天山，以武论道，比赛规则是自由搏击，不限招式，目的是致对方于绝地，主要分三大阵营：北洋派、清流派、亲贵派，裁判是慈禧老佛爷，各方是明修贱道、暗度陈仓、厉兵秣马、草木皆兵、互相攻讦、渐成水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奕劻、袁世凯借西征军费报销陷害岑春煊案（1904年）；御史蒋式惺揭露奕劻存巨款于汇丰银行案（1904年）；岑春煊揭发粤海关道周荣曜贪污并贿赂奕劻案（1904年）；御史张元奇弹劾奕劻次子载搏挟妓宴饮于市案（1905年），瞿鸿禨借印花税攻击袁世凯案（1905年）等等。
1906年9月1日，清廷在内外压力下宣布预备立宪，自此开启了君主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政体的转化。任何政治改革都含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它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均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图把握和运用这一机会。北洋派与清流派都想扮演倡导立宪的主角，博取时望，排斥对手。要执立宪运动之牛耳，首先需要控制立宪组织。仿行宪政诏书刚一颁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即插足于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立宪力量最活跃的地区，鼓动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春煊为不言自明的后台老板。在立宪团体的筹组活上，清流派拔得头筹。袁世凯也不甘示弱，亲自出马，向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企图收揽人心，挖清流派的墙角。
1906年9月6日，清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以此作为筹备宪政的起步。官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官僚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各派均紧急动员起来。其中，北洋集团野心最大，他们不加掩饰地想统揽中枢，提出了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并内定奕劻当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副总理。清流派表面悄然，实际私下活动相当频繁。其时，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京参议官制改革，岑春煊乘机派亲信同乡于式枚进京，向瞿鸿禨递交了岑处的密电号码本，瞿、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北洋集团的责任内阁方案被瞿鸿禨等人说动慈禧太后全盘推翻，军机处保留未动，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原军机仅留奕劻、瞿鸿禨，后又续添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官制改革还使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北洋集团实力大幅削弱。在这种背景下，北洋和清流两派的终极对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晚清，粤海关是一项肥差，也是庆亲王奕劻钱袋的重要来源。但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上铲除了粤海关周荣曜，无异于切断奕劻的财源，令奕劻十分恼火。正好这时中英两国为云南片马划界问题争执不休，庆、袁一派向慈禧太后进言说岑春煊之父岑毓英久任滇督，遗爱边地，故片马问题非岑春煊镇抚解决不可。慈禧采纳其建议，于1906年9月11日调任岑春煊为云贵总督，而两广总督则落入袁世凯亲家周馥手中。10月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查看，透露出北洋集团已把东北作为他们的下一个夺取目标。岑春煊料到这是北洋集团排挤他的手段，故不去昆明就职，却跑到信息交通灵便的上海。“始而诈病，继请出洋，终则要索清廷，让借洋款”，意在坐观形势，伺机而动。清廷无奈，1907年3月3日，改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指令他毋庸进京请训。岑春煊根本不吃这套，他继续在上海观察政局，而后与瞿鸿禨秘密约定，在西上四川赴任时改道入京，以展开扳倒庆、袁的运动。3月30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病故，留下一个肥缺，为各派尤其是北洋所垂涎。4月20日，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是清一色的北洋班底。北洋揽权，肆无忌惮，任命一宣布，就引起朝野强烈反响，清流派攻击北洋派的时机趋于成熟。这时，岑春煊以赴川就任为名，自上海乘船到武汉，旋具折电请“顺道”觐见，因料到该折必被庆、袁等人驳回，所以不等朝廷回电，便坐火车沿京汉铁路北上，途中瞿鸿禨的同乡御史赵启霖专程赶到保定车站迎候，并陪同进京。5月1日夜，岑春煊到达北京，次日凌晨诣阙面圣，正式拉开了“丁未政潮”的大幕（1907年丁未政潮，按干支纪年为丁未年)。
岑春煊曾在慈禧庚子落难之时赶来“勤王”，令慈禧感恩戴德，因此他对慈禧的话颇有分量。1907年5月2、3、4、5日，岑春煊被连续被慈禧太后召见四次，召对过程被详细记载在他的回忆录《乐斋漫笔》中。岑春煊痛陈时局之非，大小官员假借新政名义，贪污腐败，剥削小民，导致人心离散，几近亡国，他和慈禧均为之流泪。接着又点名弹劾庆亲王奕劻，并举出周荣曜之事作为例证，慈禧只说：“奕劻太老实，上了人的当了。”但仍嘉奖岑春煊的忠诚，也动摇了她对奕劻的信任。最后岑春煊提出要留在京城，做慈禧的“看家恶犬”。慈禧首肯，次日（5月3日）授其邮传部尚书之职，使岑春煊得以在北京立足。当天岑春煊又面奏慈禧，称邮传部侍郎朱宝奎钻营得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贿赂枢府，乃得此职，他“实羞与为伍”。[6]慈禧采纳了岑春煊之言，罢黜朱宝奎。朱宝奎是袁世凯的亲信，岑春煊一到京城就使出狠招，把表面平静的朝局搅得沸沸扬扬。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犹赖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岂不使人可敬？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
除了岑春煊利用他所受的恩宠来影响慈禧以外，清流派还组织了另一条战线，即由瞿鸿禨指使御史赵炳麟、江春霖、赵启霖（人称“三菱公司”）为首，运动言官上疏言事，并发动报刊舆论助阵。他们抓住了庆、袁的另一把柄——“杨翠喜案”。1907年5月7日，赵启霖上折指控袁世凯亲信段芝贵以12000金于天津买歌妓杨翠喜献给奕劻之子载振，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作为奕劻的寿礼，因此而由一介道员跃升巡抚。慈禧得悉后勃然大怒，清朝有条规定，虽然满汉大臣同时起用，但实权要握在满族大臣手中。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朝没有办法，从曾国藩起，汉人开始握有兵权，掌握枢密，也与慈禧用汉人来压满清皇帝家族有关，但终究对汉人是不放心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还有张之洞都是十分的小心谨慎的。到袁世凯，他以办新军起家，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就引起了朝廷对他的戒惧，他又提出君主立宪要限制皇权，更引起朝廷大大的不快。这一下东北几乎都成了他的天下，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一批皇清的孤臣孽子，纷纷想出办法，要把他拉下马来，近代有名的“丁未大惨案”就此开始。一下子要把矛头对准袁世凯是不可能的，于是资历平平，声望不足的段芝贵就成了首选目标。当即下令撤去段芝贵的署黑龙江巡抚之职，并命醇亲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确查此案，载沣、孙家鼐又派满洲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前往天津调查。
至此，清流派处于攻局，北洋派处于守局，似乎大有变天之势。庆亲王奕劻被岑春煊弹劾，“情形甚险”，慈禧甚至酝酿了开缺奕劻的计划；京津坊间又纷纷传言，将以岑春煊代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庆、袁开始使劲浑身解数，对瞿、岑展开反击。
“杨翠喜案”被清流派御史揭露以后，载振急忙密潜天津，与袁世凯筹商对策，袁世凯当即派部下将杨翠喜接到天津，交给盐商王锡瑛，还送过去一批丰厚的礼物，希望代为掩饰一切，且带回了杨翠喜的证词： “具呈人杨翠喜，为据实陈明事：窃身向在天仙茶园唱戏，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间，有王五爷（王锡瑛）向身母说，允以三千五百元价买，充当使女之用。窃身遂于初三日在天仙茶园停演，于初四日回东安县。初十日返津，在王五爷日本租界楼房暂住。于三月十八日归王五爷住宅服役。所具是实，并无蒙混情弊。为此，叩乞钦差大人查核施行。”并操纵《大公报》和《顺天时报》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杨翠喜案”的文章。等到载沣、孙家鼐派员到天津查访时，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杨翠喜变成天津盐商王锡瑛买的使女，而且立有“字据”为证，商会总理王贤宾也宣称，自己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段芝贵去送礼。一桩言之凿凿的公案居然查无实据。当时于右任担任社长(“经理”)具有革命党背景的《神州日报》的总主笔杨毓麟认为：当朝权贵“纳贿之术，为途亦多……乃至买妾置媵，可以易官，借床笫之欢娱，承贵人之颜色。封疆之寄，贱于俳优；节钺之荣，售于奁镜。”
查无实据，中央便在5月16日下诏，痛斥赵启霖：“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察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表面上已被洗刷了嫌疑的载振，在次日（5月17日）再度请辞，并马上得到批准。上谕对其褒奖有加：“载振自在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朝廷以其才识稳练，特简为商部尚书，并补授御前大臣。兹据奏陈请开去差缺，情辞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请。载振著准其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现在时事多艰，载振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仍应随时留心政治，以资驱策，有厚望焉。”
这其间，据《异辞录》载，似乎新入军机的世续起了不少作用。此人时年52岁，“在满人中素著忠悃”，与庆亲王关系不错。他担心，如果重用岑春煊，则“徒苦老庆，于满人无利”，显然，这是颇讲政治的顾虑。当慈禧前往颐和园，在万寿寺稍憩时，召世续单独见面，世续巧妙地透露说，岑春煊其实与庆亲王有私怨。这点提醒了慈禧，她因此对岑春煊开始疑虑。主管查案的载沣、孙家鼐两人，载沣时年才24岁，并无什么经验阅历，世续劝他少蹚浑水，一切听孙家鼐的。孙家鼐此时却已80岁，“年事老矣，毕世在京，久直毓庆宫，于宫庭知之颇悉”，深知江湖风险。孙家鼐认为此案即便坐实了，对庆亲王和袁世凯也无大碍，反而会给众人种祸。后世因此怀疑，该案并非查无实据，而是孙家鼐“难得糊涂”了一把，没有认真查。
两派相争的第一轮结果，载振和赵启霖都丢了官。载振乌纱帽的含金量大大超过赵启霖，只是下台方式体面一些，相比之下，清流派还是赢面更大。御史们并不想见好就收。“三菱公司”第二“菱”赵炳麟出场，在5月19日上疏，认为：“处此时势，大小臣工皆应劝善规过，共济时艰，倘敢言之谏臣严加屏斥，臣恐言路闭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对于段芝贵之案，他说了大实话：“臣早欲具折纠参之，则无真实之凭据；不参，又不能上对君父，下对天下士民，日夜焦思以至于病。及见赵启霖纠参，益钦皇太后、皇上之清明，深自愧多所顾忌，不如赵启霖之不顾处分。今则如臣之多所顾忌者，独留于朝；如赵启霖之不顾处分者，罢职而去，谓立言官之谓何？将何以作其气耶？他日，倘有权奸干国，贿赂公行者，谁复为之直言极谏耶？”他还以辞职相逼：“倘以臣言为朋比，则臣实无面目以立于朝，亦将还冠带于陛下，辞我皇太后、皇上而归田里矣。”4天后（5月23日），“三菱公司”第三“菱”江春霖出击，认为载沣、孙家鼐的调查报告有不少疑点，要求重新调查。他把矛头指向了盐商王锡瑛，这回用的是官吏不得迎娶演艺界女伶的法律。王锡瑛毕竟不仅是商人，还是兵部的候补郎中，当然也算领导干部，迎娶歌妓的行为违法。
晚清官场，岑春煊因为政崇尚严猛，经常参劾官员，而号称“官屠”，与“钱屠”张之洞（指张花钱如流水）、“民屠”袁世凯（指袁镇压民乱手段刚烈）并列天下“三屠”。“清流”的领军人物，是57岁的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协办大学士瞿鸿禨，控股“三菱公司”。瞿鸿禨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庆亲王奕劻，两人明枪暗箭，争斗得相当激烈。而时年46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是瞿鸿的枪杆子，与庆亲王的枪杆子袁世凯旗鼓相当。
对手如此咄咄逼人，奕劻和袁世凯自然也不甘心吃哑巴亏。他们伺机反击，先是以广东边境不靖为由，称“非知兵有威望者督粤，不能镇慑”，推举岑春煊为最佳人选。四月十七日，清廷下诏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两广总督，不等他部级大员的位子坐稳，就将其挤出了北京。但对于更老辣的瞿鸿禨，他们一时还没有杀手锏，有一次，慈禧单独召见瞿鸿禨，提到奕劻时说：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几年我看他也足了，可以让他休息休息吧。显然慈禧对之并不满意。瞿鸿禨见机即进言：太后圣明，如罢其政权，正所以保全其晚节。慈禧说：我自有办法，你等着看吧。瞿鸿禨甚是高兴，将此事告知门生兼姻亲汪康年，说奕劻不日将罢官。而汪康年又将消息透露给他一位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高某，高某马上向报社发回电报。美国驻华公使接到伦敦的来电消息，叮嘱其妻子在拜见慈禧时探听虚实。当公使夫人提及此事时，慈禧十分愕然，答曰：没有这么回事。又问消息从何而来?得知是伦敦《泰晤士报》所载，慈禧声称：此乃谣言，千万不要相信。慈禧想到，自己只和瞿鸿禨一个人说过这件事，必定是瞿走漏的风声。慈禧气愤到了极点，随口大骂：“瞿鸿禨混账!”不巧，这话被正在宫中服侍慈禧的奕劻之女四格格听见了，她赶忙将此秘密传给父亲。奕劻即与袁世凯商议，都认为机不可失，必须趁此扳倒瞿鸿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在袁世凯等授意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御史恽毓鼎参奏瞿鸿禨“怀私挟诈、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最后，身为堂堂军机大臣，瞿鸿禨竟于当日被逐出军机，勒令退休、开缺回籍。七月初四日，朝廷又以两广总督岑春煊久病为由，亦将其开缺。慈禧太后如此雷霆一击，是因为她确信了瞿鸿禨的确在幕后有所串联。报道“二奶”反腐案 “搏击最力”的媒体，当属《京报》。该报创刊于当年的3月28日，其主编汪康年当年在浙江乡试录取时，正是瞿鸿禨当的考官，因此有师生之谊，关系一直十分密切。此次权争中，汪康年利用其媒体平台，大肆炒作“二奶”反腐案，一时洛阳纸贵。不过，这也直接导致了报社在8月份被查封取缔。瞿鸿禨的失算，恰恰是其肆无忌惮地运用媒体作为投枪和匕首。媒体的集体狂欢，看似在呼应他，却实际上激起了高层的反感和警觉，反而帮了他的倒忙。
丁未政潮既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清流派与北洋派之间的党争，还潜伏着在野势力的暗潮，国内立宪派、海外立宪派乃至革命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其中，也是晚清政局的一次大重组。表面上是北洋派获胜，实际上慈禧却扶植满洲亲贵势力来牵制北洋派，最终导致了宣统年间亲贵集权的局面。
冲冠一怒为红颜，在事件平息之后，杨翠喜还曾经出现在天津的几个戏园登台献艺，很多人说，她这是不甘心平静地度过她的一生，需要在戏台上寻找她的快乐。而陆莘农先生曾说过，他在益德王家曾经见过杨翠喜，看来她最后的归宿就是选择了富商王锡瑛，并给王家生下一个孩子，但是她最后的结局怎样就没有人知道了。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在《书杨翠喜案》一文中说:"杨翠喜寻常里巷中人，非有倾国之貌：因缘时会，亦得挂弹章，腾万口。衰世乏才，乘时擅权者，率不能高于此辈，良可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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