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向北飞驰。
软卧厢里正闭眼假寐的老李被一股浓烈的大葱味儿熏得坐起来，常年的劳累使得他的腰已经不能正常挺直。所以他坐成了一个c字。高耸的后背把本来合体的弹力棉秋衣撑得紧绷绷的，嶙峋的肩胛骨清晰可见。而前胸却像被掏空了似的，衣襟像布帘一样松弛的挂着。他把头拗起来看了一眼对面的老张。两条细细的肉眼里立刻闪出不屑的神色。喉咙里发出h的一声，一口黏黏的唾液被一甩头呸地吐到地板上。这是他多年来的恶习。在他开口讲话前，或开始干一样活计时都要先朝地上啐一口唾液。有时事先喉咙里不发出声响，也没有舌尖顶着双唇啐出唾液的呸声。只是咕叽一声，像一只拉稀的鸡顺腚蹿出一股稀屎般，一口唾液喷出来，不分场合的随意落地 。对面的老张早就习惯了他这臭毛病。依旧声色味俱全地吃着他的干豆皮卷大葱。黑红的东北大酱涂在米黄的豆皮上，再把一根白绿分明的大葱卷起来。咬一口嘎嘣脆响，嚼的满口都是筋道的豆皮包裹的葱与酱混合激发而出的味道。强烈地刺激着他舌尖的味蕾。
“吃那干啥咧？恶味儿呢！”
老李是山东人，山东是盛产大葱的地方，可是他并不以此为骄傲，反倒讨厌那股味道。老张咧着嘴冲他笑，缺漏的牙齿间露出黏黏的咀嚼之物。一张古铜色的脸上沟壑迭起着，灯光折射在他凸起的油亮而饱满的表面，而岁月就暗藏在了阴暗的凹部了。他个子不高，皮肤黑红，体型紧凑而结实。活像一尊会动的铜像。他的头上长年累月的要带一顶帽子。以便增加一点儿他的高度。而老李呢，他那个脑袋上总像趴着一只白毛老刺猬。
他们两个是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老李是老张的姐夫。老张是老李的小舅子。
老李是老张的姐夫，是五年前的事儿。
故事还得从三十年前讲起。
1990年春天，在通往静海区峰堆镇的路上，疲惫不堪地走着一对年轻夫妻，男的背着被卷，女的拎着包袱。他们就是三十年前的老张__张涌泉和媳妇。天津初春的阳光晒透了他们从东北穿出来的厚厚的棉衣，早已使他们面颊潮红，汗流浃背，衣服贴在了肉上，一走路，感觉手脚被捆绑着一样难受。棉衣也沉甸甸的。俗话说路远没有轻载，他们徒步走了十好几里路了，才看到前面的村子。天津的农村除了荒凉的庄家地，就是树。鼻子低下是路，出来时妈妈再三嘱咐张涌泉。他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走边问，终于在三间土坯房子前停下来。房子不大，逼仄的胡同，犄角旮旯大小的院子，这就是以后他们生活了多年的居所。他们和姐姐，姐夫将就在一起。
第二天，姐夫和姐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带他去找工作。当时峰堆镇只有一个砖厂，和一个铁丝镀锌厂。却是称得上发展不错的一个乡镇。镇上分为老镇区和新镇区。张涌泉看到新镇区街道宽阔房屋整齐，一排排红砖瓦房真气派。路面铺了柏油，而胡同里都铺着红砖。就像画里走出来的干净。
姐和姐夫在村外的砖瓦厂上班。一个月大概四百多快钱。他们把他领到厂长跟前，那个穿着中山装，带着鸭舌帽的四十多岁中年男人，坐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后面的凳子上，看了看张涌泉，拉开发黑的办公桌抽屉，掏出一个小白报本子。粗糙的食指蘸着舌尖上的唾液把本子翻开，翻两页就沾一点唾液。张涌泉注意到那个本子上记的是一行行人名。在每个人名的后面都有一个括号，里面是些圈，三角，波浪等的符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厂长翻到最后一页，拿出圆珠笔问叫什么名字，张涌泉报上名字，他问，会写吗，张涌泉说会。那厂长就把笔递了过来叫他自己写。张涌泉写上名字之后，厂长笑眯眯地打量着张涌泉，客气的问他想干什么活，是看多斗，还是装窑。张涌泉想都没想，就说干挣钱多的那种。厂长爽快的答应了。叫他去装窑。然后很郑重的在他的名字后面填了个括号，里面花了一顶草帽。其实张涌泉从来不带草帽的，又土气又难看。但是厂长只会画草帽。出了又黑又矮的办公室，姐夫责怪张涌泉太爱才，五大三粗的小伙子都蹙头干的活就你这小身板儿，有你苦吃。可是张涌泉的心思还在那个厂长那里。怎么就在他的名字后面整一括号，然后画个草帽呢？后来他才知道感情这个厂长是因为和镇上领导有亲戚才当上的。他不认字。也不会写字，就给每人的名字后面加上符号，就这样他就不会认错人了。因为张涌泉最大的特点就是带着帽子。村里很多人都是冬天才戴帽子的。春天一到，特别是中老年人，就迫不及待的扑到阳光底下晒太阳。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说阳光里有钙，多晒太阳可以补钙。
窑地的工作大多都是露天作业。远远的传送带那头，挖掘机不停的旋转，泥浆从一个大大的深坑里被提上来，倒在传送带上，中间环节就是制坯子，几个身板壮硕的妇女在晾晒坯子，翻坯子，可以入窑的坯子就被码放在一边。等待装窑。姐夫的话没错，窑地里最辛苦的活就是装窑。把生砖坯子装上独轮手推车，推进窑内，十字交叉码好，再把烧好砖装车推出来。起先张涌泉连小推车都不会用。东倒西歪的闹出不少笑话，惹得干活的人哈哈大笑。三天下来，张涌泉的后背，腰腿都累的肿起老高。火烧火燎的疼。姐夫说那哪是人干的活，人们都管装窑的叫没有尾巴的毛驴儿。但是，张涌泉咬咬牙坚持着。半个月后，一切对于他来说就都不叫什么了。
他们安顿下来，一住就是十年。这期间因房东翻盖房子搬了几回家。房租也从开始的十几元到几十元，一百元。孩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是在天津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后来他们去过河北，北京，广东，到处打工，租房住。哪里合适就去哪里。五年前，姐夫去世，他和姐又到了天津静海区的峰堆镇。离开这里十几年的在外漂泊，虽说不上是回归，但心里总不免升起一股熟悉温暖的感觉。十几年变迁，他已经变成了老张。峰堆已翻天覆地。衣食住行和城里没有区别。楼房，轿车成了家庭必备消费。以前那趟重要的街道如今是商业街。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本来乡下人就是看着城里人怎么活就怎么学的嘛。紧邻工业开发区，使得丰堆镇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建设的已找不到一丝旧日痕迹。宽阔笔直的公路，条条都通峰堆。许多货运司机在这里歇脚。所以这里小餐馆就多了。离镇子十来里路是经济开发区，找工作，上班都很方便。
这里曾经是大田，老张来开发区找工作，遇上了当地的熟人，攀谈时那人摇着头有些惋惜地说。老张却觉得，还是开发区好，经济活，好挣钱。老张是不会叹息着几千亩的农田的。这跟他半毛钱关系也扯不上。
老李被人介绍成了他们家的一员。那时老李就是一个罗锅。车间的活干不了，只好去爱玛公司干工资最低的保洁。
老李站起来转身，一只手扒着卧铺上放行李箱的铁架边缘，借力把身体拉长了一些，另一只手拿下他随身的无纺布袋子，一松手，上半身又弹回c字状。他重新坐回来，拿出两个煮鸡蛋。
老张的笑在脸上僵了一下，随即消失了。
老李爱吃鸡蛋，每天早晨的饭必须有两个鸡蛋。这五年来都是老张的老姐给他煮来吃。或者上班给他揣在口袋儿里。但是现在不能了，老姐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这次回老家就是护送老姐的骨灰的。
豆皮在嘴里失去了味道，卡在喉咙里，老张使了使劲儿，又喝了一口水才送下去。
老姐一生无儿无女。是个可怜人。更可怜这半道杀出的老李，前半生孑然一身，后半生又要一身孑然了。
老李吃着鸡蛋，看向窗外，他们是凌晨五点上的车，初冬的凌晨五点，天还黑着，此时天已经大亮，沿途已经有山了。看来火车已出了天津地界。
老李忽然觉得，人这一生有许多的迫不得已，但有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往那上面走。不是你安排了人生，而是人生安排了你。
老李没有去过东北，他这一辈子生在山东，活在天津，接触最多的却是东北人，又娶了东北老伴儿，听了那么多东北事儿，随了几年东北习俗。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造了不少。自然而然也觉得自己算半个东北人了。那旮沓究竟有什么好。老李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当地人不愿理他，山东人他不愿理，而再往南，人们心眼儿太多。所以他结交的东北人最多。
老李不喜欢做山东人。他是山东菏泽的，弟兄三个，排行老大，为了弟弟能取上媳妇十八岁出外，拼命打工挣钱，把身体累伤了，得了佝偻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媳妇也耽误了。而弟弟们不但没有感激之情，还在他说要娶老伴儿时一致反对，并大吵大闹和他断绝了亲情关系。明摆着，一直以来他们把他当成一项收入。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坚持省吃俭用把攒下的钱转给弟弟们，因为盘算着自己有那一天，要指靠着侄男侄女们发送。
要是他娶个老伴儿，他们就会少了这项收入了，而多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算来都是节外生枝。弄不好要花钱。索性压根儿不认这份亲了。老李咬咬牙，一跺脚，从此弟兄是路人。反正这多年他们除了认他的钱之外，从来也没有把他这个大哥当回事儿过。他有多少个年节没有回过老家了，以后更不会回去了。
老李是被亲人逼出了亲情的，这份亲情不是对弟弟们的，是给自己的老伴儿的。快五十岁的人，第一次尝到女人的味道。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他离开了脏乱不堪的职工宿舍，在峰堆租了房子。衣服不再自己洗，饭不再自己做。身上的光棍味儿也没有了。那段日子老李整天满面红光，就连有人跟他开玩笑说来年你老婆说不定会给你填个大胖小子。他都傻呵呵地冲人家笑。
老李的老伴儿，也就是老张的老姐，和大多数的东北女人一样，性格开朗阳光。用东北人讲话就是敞亮。说话大吵大嚷，笑起来像只大嗓门的鸭子，嘎嘎嘎的。她在租来的屁股大点儿的小院里种菜，在南墙根儿放一口酸菜坛子。坛子里常年盛着老汤，腌着酸菜。白菜，豆角，辣椒。只要是可以腌的，鲜嫩时吃不了就丢进酸菜坛子。
东北人做咸菜，发大酱都有一手。据说发酱可是说不清的事。不同的人在各种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发出的酱味道也是不一样的。他们甚至迷信的认为发大酱可是有禁忌的。不干净的人永远做不出好酱来。
老姐的酱，在老张看来是世上最好吃的酱。只是老姐的身体一直好不起来。被迫失去工作。为了生存只好再找一个老伴来养活自己。
老姐可怜老李，老李也可怜老姐。同病相怜。都暗自下决心要好好照顾对方。那时候老李真的觉得爱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现实又时刻考验着他们的决心。
出租屋本来就屁股大点的地方，老伴儿那头却隔三差五的来戚，不是二姨就是三姑的。来了老李就回厂宿舍和剩下的两个老光棍凑合一宿。到也没啥，但是这帮人还要吃他喝他一气才肯罢休。老李那点儿工资少得可怜，还要拿出一部分给老伴儿买药。再加上这些年老李根本不会花钱，所以在他的观念里所有的花销，只要不是 不得不花的，都是扯淡。钱得用在刀刃上。为此每一次老伴儿那头来亲戚，他都会气上好几天，一个人一边干活一边咬牙切齿，叨叨叨，叨叨叨。一边说一边狠狠啐唾沫。惹得周围的那帮五六十岁的半大老头子们都拿他开涮。嘻嘻哈哈一阵过后，老李的愤怒会消去大半儿。气总归气，老李从来没有和老伴儿吵过嘴。
老张是无法在经济上给予老李帮助的。他的收入也是勉强维持现状的。出来半生了，没有回过几趟老家。老张有时真的很想家，想半山坡上那四间大砖房，一垧地大的院子。用松木和桦木夹起的篱笆墙。想起院子里的蔬菜，果树。大雨过后，他拿一个盆子，沿着篱笆摘木耳。还没等沿着篱笆走半圈儿，盆里的木耳就颤颤巍巍树了尖儿。“东北那疙瘩空气就是好。”他常常嗅着工业区污浊的空气感叹。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无奈。他不得不屈从于命运。东北人出来打工求发展挣到钱的不少，但是他不是其中一个。他出工伤，儿子出工伤。不得不逼着这个家情境后退。每次出事故后的后怕叫至今他心有余悸。最后他被年龄和身体所迫不得不和老李干一样的活。
老李吃喝了一些，收拾起来重新躺下。听着耳畔的隆隆车鸣，他忽然想起工厂里那些年轻人。当那些鲜活的生命在他面前走过时，他会不由自主地把腰板挺一挺，目光迎送着。但他们是不屑于他的。他们或疾步匆匆，或闲庭散步，手里总会有一部手机。眼不离开屏幕。有时候对着手机讲话，对着手机笑。好像手机就是他的情人。一次老李在厂区捡到了一部智能手机，他拿着手机见人就问有没有丢手机。手机响了，他不会接，直愣愣看着，这时一个年轻人跑过来，接过手机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说就走掉了。他们拿他当不存在呢。他是不存在吗，他要不存在，这厂里的卫生谁打扫。但他又觉得自己还真的不存在他们中间。真的。
老李自己自然也有过年轻的时候，如果不驼背，他应该算得上是个高挑个头。十八岁来天津，他也是怀揣着梦想，幻想着出人头地的。所以他相信命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他还有什么看不开的。
老伴儿的离开对于老李是一个打击。他认命。再说了，这几年为了老伴，求医问药，自己一分钱也没有攒下。很显然，她也算是他的一个累赘呢。但这个累赘是他心甘情愿套在身上的，怪不得任何一个人。
老李的故乡是什么样子，老李想，一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离家三十多年中间也回去过几次。可是这次却是本该回去却不能回去。老家没人承认他老伴儿的存在。所以只好把她送回东北老家和前夫并骨。老李忽然在心里笑了，最后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这对于他来说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要是老家的侄男侄女还认他这个大爷，他也不会拒绝，必定他那一天是需要有人守在身边，把他体面的送走的。打发自己丧事的钱老李早就攒够了，那是任谁也不会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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