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君臣论”中，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社会的应有秩序（“治世”），是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混乱社会秩序（“乱世”）的否定。这个“君臣论”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因为一方面，孔子的理论主张和社会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和基础思想；另一方面，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由此逻辑地延伸出两个重大的子命题：一是如果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种“乱世”的状况，如何使社会秩序重返正常的“君臣父子”的“治世”状态；二是在正常的“治世”中如何防止发生和转变为失去社会秩序的“乱世”。
综观孔子一生的思想和活动，他的重点在于“拨乱反正”，重返周朝那样的理想社会，重新确立周朝的制度和君臣关系，是他和他的弟子付诸社会行动的原动力。孔子实践的手法是灵活多样的，并不呆板，开始于对诸候王的说服劝说（自鲁国开始的“周游列国”），辅之以教育培养人才进入官僚体制（兴办私学，普及文化，有教无类），必要时也会动用武力，强行恢复秩序（坠三恒）。从孔子的社会活动可以看出，他的理论重点是将社会制度的确立和建设作为理想社会的基础工作，从来没有离开社会制度来只谈个人修养。
《大学》中对个人修养极端推崇，开篇之义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从修身开始活动轨迹可以推延到平天下，但事实上，这些行为之间从来没有逻辑关系，前一项活动并不能因果关系地导出后一项活动，修身好了不一定能齐家，齐家了也不一定能治国平天下，这只是汉文字中排比句上的文字游戏。《大学》似乎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解释，但这是一种狭隘解释，对孔子思想的倒退。在历史上，宋儒朱熹把四书的顺序编排中，把《大学》排在《论语》之前，作为学生的启蒙教材。实质上，这是把学习者有目光限制于个人自我修养的狭隘范围内，并单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论语》中孔子的思想，这是对孔子伟大思想的贬低。更为甚者，自宋儒以来，中国历代中央集权政府都以朱熹注释为主的对四书五经解释作为科举应试和开科取士的标准，经历长期的历史浸淫，中国知识阶层的认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但对孔子思想的认识有着极大的偏差，而且对新观念和新思潮存在着天生的抗拒，智慧和学识不断退化，一代不如一代。
孔子身处乱世，他的重点放在解决乱世到治世的问题上，不能进一步涉及到治世防止乱世的命题的探讨和论述。但是，终其一生，孔子并不能达成他的志向和愿望，这是存在很多的当时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孔子提出的“君臣论”不但继承了中国的政治遗产，也重新激发了社会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智慧，扩宽了社会统治阶层的视野。孔子没有完成的理论和社会探索，就要交由后世人们去努力去完成。其中孟子和荀子作了最有价值的继承和探索，就像是银币都有两面，孟子是孔子理论的正面，他提出的是社会主体和常态必备的理论；荀子是反面，他提出的是社会对人的制约和维护社会秩序倚重的法制，是孟子理论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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