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晴
8月23日,经湘雅医院张赛丹教授和罗万俊教授会诊,认定老婆伍彬彬的心脏病可以做手术。得此消息,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一提到心脏病手术,大家想到的都是搭桥、做支架、装起搏器之类。即便是这样的手术,很多人都觉得很恐怖。其实,比起老婆要做的手术来,这些都不过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些手术都是在心脏外面做,是不需要深入到心脏内部的。而老婆要做的是三尖瓣换瓣术,也就是要把胸腔打开,在心脏里面装一个人造瓣膜,以解决三尖瓣关闭不全的问题。在心脏上动刀子,你说吓不吓人?
做如此高风险的手术,我们不仅没有被吓着,反而感到很高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听我慢慢道来。
老婆的心脏病是2010年4月发现的,当时的主要症状是全身浮肿,早起犹甚。起初以为是肾脏出了问题,反复做了检查,都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在照胸片的时候,才看到心脏大了,马上做心脏彩超,证实右心扩大,三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少量心包积液。当即入住市中心医院。
在这之前,我们对心脏病的了解,仅限于高血压、冠心病之类,不知道心脏扩大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有多大的危害。
在住院期间,我私下里找到老婆的主治医师曾国平,向他打听老婆的病情。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老婆的病不仅很严重,而且还很危险!据曾主任讲,伍彬彬的病有可能是心肌病,也可能是三尖瓣病变。要是心肌病的话,就不能做手术,也保不了多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猝死。他表示,这样的病,中心医院治不了,要我们尽快转到长沙去。
听了曾主任的介绍,我有如五雷轰顶,感觉天都快塌下来了。没想到平日里活蹦乱跳的人,竟突然患了如此严重的心脏病!
我记得,那一天是2010年4月24日。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根据曾主任的建议,我们马上从中心医院出来,直奔长沙。首先找到的是附N医院。
在附N医院心内科门诊部,我们找了一位姓Q老教授。Q教授给老婆看了一下,又听了听她的心脏,然后说这位病人的病很重,没办法治,不能干活了,回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随即给她开了一些药。
我对Q教授说:“要不要住下来做做检查,进一步确诊一下呢?”Q教授摇晃着手中的听诊器,满怀自信地说:“我行医几十年了,这个就是最好的检查。”
医师已经做了结论,我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买了药,带着老婆回家。回家的路上,我口头上不住地安慰她,但内心却是一片茫然,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
回到家里,我们只好先按Q教授开的处方吃药。吃了两天后,不仅不见好转,反倒更严重了,人变得又黑又瘦,没有精神。我把情况反映给曾主任,曾主任建议我们到湘雅医院去看,那里对疑难病症的诊治更强一些。
我们很快找到了湘雅医院。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首先找到了心内科蒲晓群教授。蒲教授看了彬彬的情况后,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应我们的要求,同意把彬彬收住入院,以便作进一步的检查。
这是老婆第一次入住湘雅医院。在湘雅医院心内科,各位专家教授对她的病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了弄清她的病症,明确诊断,首先是做了一系列的检查,除常规的心脏彩超外,还有CT、动态心电图、食道B超、核同位素、下肢静脉彩超等等,湘雅能做的检查几乎都做遍了。
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科里就老婆的病情专门进行了大会诊,心内科所有专家教授,包括有“湘雅之星”称誉的年届八旬的老教授孙明都参加了。
会诊进行了整整一下午。据会后医生们说,对伍彬彬病情的诊断,在会上争论很激烈,大体有四种意见,其一是以老婆的管床医生刘医生为代表,他们认为老婆得的是右室心肌病。这部分人占多数。其二是孙明老教授,他不认为是右室心肌病。他说真正的右室心肌病是极为罕见的,他行医这么多年,仅仅是年青时在美国留学见过一例,患者很快就死了。其三是老婆的责任医师宁阳根教授,他认为是因感冒引发的病毒性心肌炎而产生的后遗症。其四是马琦林医生,她认为老婆的右心扩大,是因为溶血性肺动脉栓塞造成的,也就是说,曾经有过肺动脉栓塞,造成了心脏的扩大,但后来这个血栓自动溶解脱落了,却留下了右心扩大的后果。
医生们的争论是带有学术性的,我们无法判别。但据刘琼医生说,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右室心肌病。因为通过各种检查,排除了造成右心扩大的各种可能性,在无法明确成因的情况下,根据排除法的原理,就只有右室心肌病了。
至于右室心肌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刘医生没有向我作具体的解释,她只是告诉我,这种病没有特效药,也不能做手术,预后情况不好,五年存活率只有50%,最长不超过八年。唯一的办法就是换心脏,但成功率不高。
按照刘琼医生的说法,如果确实是右室心肌病的话,那么老婆的生命就只有五到八年的时间了。从此以后,“右室心肌病“这几个字,就象一块块石头,重重地压在了我们的心口上。
在湘雅住了一个月,老婆出院了。出院诊断书上写的仍然是右室心肌病,但在后面打了个问号。出院回家,也仍然是按右室心肌病吃药,并要求定期复查。
在家里休息了几个月,10月份,老婆到湘雅复查,门诊看的是宁阳根教授。也许是不甘心于对老婆病情的诊断,宁教授又把她收住入院,以便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搞清楚究竟是个什么病。
第二次入住湘雅医院,改由张赛丹教授主治,又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也进行了会诊,但是意见仍然难以统一。尤其是在究竟是因为右心扩大而造成三尖瓣关闭不全,还是因为三尖瓣关闭不全而造成右心扩大,这两者何为因何为果的问题上,谁也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而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若是前种情况,则可以肯定是心肌的问题,也就是心肌病;若是后种情况,则说明心肌没有问题,而是三尖瓣本身的问题,就可以考虑通过做手术来得到解决。
据医生们讲,要作出明确的判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做心肌活检。但湘雅医院做不了这个检查,而且风险极高。因此,在湘雅又住了将近一个月后,我们出院了,诊断结果仍然是打着问号的右室心肌病。
所谓久病成医。几个月的检查治疗,我也学到了不少心脏病的知识。两次住院回来后,我在思考,既然不能作出明确的诊断,就说明老婆的病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我不甘心让老婆的病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耗下去。通过多方打听,我们决定上北京,找中国最顶尖的心血管医院——阜外心血管专科医院。
2010年的最后一天,我和老婆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在北京西站下了车,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冬天里来到北京,零下十多度的低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真正的严寒。尽管如此,依然无法阻挡我们治病求生的信念。
在小伟姑姑的协助下,我们很快找到了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我们先在这里租房住下,然后按照事先了解到的情况,找相关的医生看病。
第二天,我们通过号贩子,花600元买了一个许医生的特需门诊号子。这位许医生看上去架子不小,她没有过多地问老婆的情况,只是把她的病历资料抄了一遍,然后要我们做了一些检查,仍然是心电图、彩超之类,最后的诊断仍然是右室心肌病,治疗办法也是回家吃药。她不赞成做心脏移植手术,认为费用高,效果不好。
冒着严寒来到北京,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显然不甘心。于是,我们索性住下来,准备利用各种关系,再看一些医院。
经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周主任介绍,我首先找到了空军总医院心外科主任杨军民,他是冷水江人,在心外科方面很有造诣,是许多学术团体的成员。他看了老婆的病历,又给她做了彩超,然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老婆不是右室心肌病,而是三尖瓣发育不良,由最初的点点缺口,逐渐扩大,最后变成关闭不全,血液大量返流。他认为这是可以通过手术解决的。
其后,我们又先后找了北京安贞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大医院,因掛号困难而一时难以看成。
正在四处寻医的当口,我突然想到,既然杨军民医生提出了新的看法,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不再找心内科的医生,而找阜外医院心外科的医生看看,看他们的观点如何。
在房东大姐的指点下,我先后找了心外科的许建屏、黄洁(心脏移植专家)等医生,又做了一些检查。最后,通过医院的一位理发师,我找到了成人外科中心管床医生高峰,通过他把彬彬的病历资料递进去,请他提交给科室里的专家们看看,看是否能做手术。
两天后,高医生回讯,说外科的医生们看了老婆的病历,认为老婆的病可以考虑做手术,他建议我们尽快住院,接受手术。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妨佛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尽管在电话征求宁阳根教授意见时,他不主张我们做这个手术,但我们还是决定搏一下,因为这是老婆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于是,在高医生的关照下,我们很快办好了住院手续。一入院,就开始了手术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调整用药、完善检查、制定手术方案等。我也把姐姐从老家叫来,增加后勤保障的力量,全力配合做好这次手术。
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即将上手术台的时候,为慎重起见,外科中心主任宋云虎请来了心内科的张医生会诊。张医生在看了老婆的病历资料后,给出了一个意见,认为右室心肌病的可能性大,建议不能做手术。
内科医生的会诊结果,让宋云虎医生犹豫了。为安全起见,他放弃了给老婆做手术的计划,建议我们仍然按心肌病治疗,必要时再做心脏移植手术。
在北京住了40多天,我们无功而返,得到的仍然是右室心肌病的诊断。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放弃了做手术的念头,仍按湘雅医院的治疗方案进行保守治疗,主要是通过药物强心利尿、控制血压、防止血凝,同时定期到湘雅复查,观察心脏变化,及时调整用药,以此尽可能保持好的状态,延长生命。
今年7月,我们照例到湘雅做复查。一直以来给老婆看病的张赛丹教授,在反复研究了老婆最近的检查结果后,觉得老婆的病有些蹊跷了。按理说,如果是右室心肌病的话,病人是活不了这么久的。现在,伍彬彬不仅还活着,而且保持得这么好,尤其是右心功能并没有很大的损害,心肌厚度也不是很薄,从这些指证来说,又不象心肌病。
张教授开始怀疑以前的诊断了。于是,她向我们提出,打算请心外科的专家给她看看,看能否考虑做手术?
8月23日下午,张教授请来了湘雅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罗万俊教授。在医院疑难病会诊中心,通过两位专家的会诊,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伍彬彬的右室心肌病可能性小,可以考虑三尖瓣置换手术。
老婆的心脏病,通过八年多的治疗,终于推翻了右室心肌病的诊断,可以做手术了,这是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事,怎么不让人高兴呢?
看到这里,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为老婆能够做这样高风险的手术而高兴的原因了吧!因为这个手术,尽管有很大的风险,但这是她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如果做不了手术,或者不做手术,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老婆的生存,我们决定冒这个风险,做这个手术,不敢结果怎么样,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愿上天保佑她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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