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酒馆里已经坐满了人，但大家都默不作声，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静地听着，不约而同地被北野武先生的实在与幽默所吸引。
北野武先生拿起了第三杯就，富含深意地看着熊先生，问：“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人类开始在乎食物是好吃还是难吃呢？”
熊先生抬头思考了片刻，摸摸下巴，说：“人类不再担心自己会被别的动物吃掉的吧。”
北野武的眼神明亮起来，说：“哈哈，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能够为别的艺人的成功感到高兴，也是因为我不用再担心被别的艺人吃掉了。如果我不走红，那么碰到绫小路先生时我嘴上会说‘那真太好了’什么的，但心里肯定会想‘搞什么嘛，为什么我不能走红，这个家伙倒红了’。”
听到这，在座的客人都跟着笑了。
北野武先生说，曾以为搞艺术是一种自由的职业，艺术的世界就是一个单纯的、靠实力说话的世界，想要习得高超的技艺，就应该以高质量的顾客为对象，谁在剧场里最受欢迎，就代表谁的技艺最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让他感到生气。
“这种束缚不仅限于表演艺术。在音乐界，在绘画界，情况也大致相同。表面上说什么大奖赛是为了给优秀的青年艺术家们创造机会，可实际上呢，主办方和评委们早就商量好了谁得奖谁落选……”
其实，何止在艺术界是如此，在很多领域都是如此，所谓的“公平”隐含着“不公平”。
我们经常见到在网络上为孩子、为团队的作品投票，比的真的是作品本身吗？不是的，比的是孩子父母的人际，比的是这个团队的拉票能力，票高的作品就不一定好吗？也不是，至少这种人气比拼对作品本身意义不大。
有时候自己辛辛苦苦地准备某个比赛，准备某份报告，一路上得到了好评，但最终呢，能被选上的还是些早已“被选上的”，这些幸运儿只需走个过场，我们只是陪跑……有点像区块链技术吧，表面上宣扬着去中心化，人人都有一个“账本”，实则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拥有最多“矿机”的人手中。
如果所有领域都能像短跑、马拉松这些体育项目的比拼方式就好了，结果一目了然，“从‘预备……开始起，谁第一个冲到终点谁就是赢家’，不会说因为这个人付出了长年累月的努力，所以他虽然只跑了第三或第四名，但还是颁给他一块金牌吧。不管你努力了还是没努力，评奖的标准都只有看谁跑得快。”
所以，能依靠实力成名实属不易，一旦成名，原先站在你对立面的人似乎一下子弃暗投明到了你这边。
北野武先生脸上露出了微笑，说：“到昨天为止还在对我耍大牌、叫我‘你这个家伙’的人们，现在却对我点头哈腰起来。老实说，看见这帮家伙在我面前卑躬屈膝，我感觉特爽，尽管这听上去像是一个坏脾气的糟老头子说的话。我并不觉得这样是报仇雪恨了。但是，它证明了我的做法没有错，这一点让我非常开心。”
北野武先生说话从不矫揉造作，以至于会让人有“肤浅”的感觉，他认为“人要活下去就得杀生，人要有后代就得性交，人要活得健康就得每天早上排便一次。另外嘛，人要活下去，还必须得有钱。说我喜欢钱，就像说我喜欢拉大便，这都是当然的事，说出来纯属多余。”
酒馆里再一次回荡着笑声。
北野武先生放下了酒杯，叹了一口气，说，可惜，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连这种话都不成为笑话的时代，真是悲惨世界啊。
“有人来采访我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只要我一个人能赚到钱就好了，只要我一个人能感到幸福就好了。我才不管别人的死活呢。’听我这么说，以前的记者都会捧腹大笑……
可现在呢，弄不好就会有哪个记者一脸严肃地对你说：‘噢，你是这样想的啊。’乖乖隆地咚，这家伙真以为我这么想呀。又不好去更正说‘我刚才是开玩笑的呀’什么的，真是好不尴尬。”
虽是如此，北野武先生也经常“肤浅”地活着，比如当他第一次坐上保时捷的时候，发现自己看不见保时捷了，只能通过大楼的镜面反射看到自己的保时捷，心里也乐开花了。
但他觉得还不够，把保时捷钥匙交给了一位朋友，让他在首都高速兜一圈，自己则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在后面跟着看，然后心满意足地跟司机说：“那辆保时捷漂亮吧，是我的车子啊。”
司机感到莫名地问道：“是你的车子，那你自己干吗不开呢？”
他是这么回答的：“你傻呀，我自己开保时捷，不就看不见保时捷了吗？”
这时，好几个人甚至拍手叫好。
北野武先生点了点头，继续说：“人这种东西啊，不管外表修饰得多么光鲜亮丽，剥掉一层皮后就只剩下了一堆欲望。”
说得很是实话，所谓的友谊其实很多时候只为了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但北野武先生很反对这样的“友谊”，他认为真正的友谊是对他人的关怀，是自觉地单方面的付出。
“如果你有难，我会随时随地来帮你……我喜欢那个家伙。如果我知道他有了麻烦，我就想帮他……但是，如果我有难，我就绝对不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的话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子上了，其他的人不经意地看一下四周，心想，如果自己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朋友，那自己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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