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柳宗元和刘禹锡二人是好朋友，一起考中进士，一起在王叔文集团做官，又同时被贬官。在被贬官的第十年，同时被召回长安，可是不久又同时被贬出长安。
刘禹锡和柳宗元就是一起前进一起后退，可以说是一生共进退、一生一起走的朋友。
唐宪宗元和元年，柳宗元34岁，这一年他被贬往湖南永州，刘禹锡被贬到朗州，就是湖南常德。虽然都在湖南，相隔300多公里，但是按照朝廷规定，他们不能互相看望，只能通信致意。
在永州期间，刘宗元为了能够回到长安，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寻求高官帮助，找亲友帮忙，或者期待皇帝大赦天下等等。那么他的努力到底有没有换来什么积极的结果呢？
这希望还真的有！在唐宪宗元和九年的年底，朝廷上下，对这些自始至终没有获得一点赦免的罪臣们也产生了一丝怜悯之心，想想人才难得，于是朝廷下令将这些被贬的官员征召回朝，准备起用。听到这个消息，柳宗元真是喜出望外，在回来的路上，他写了一首《汨罗遇风》——
《汨罗遇风》（唐·柳宗元）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就是汨罗江，在湖南省东北部。相传屈原在得知楚国被秦国所灭之后，悲痛绝望，于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汨罗江自尽。而柳宗元这首诗第一句“南来不作楚臣悲”中的“楚臣”，就指屈原。柳宗元说，我从南方归来，不必再象屈原那样为报国无门而悲伤。
“修门”本来是指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郢城门，这里借指长安城门，“重入修门”就是重新进入长安城门，说的是他自己眼看着就要重新回到长安，回到朝堂上。
最后两句要放在一起理解，“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又来到汨罗，在这春风中行走在汨罗江边的路上，回想起先贤，激励着自己要有所作为，不要辜负了这开明的时代。
说的是“遇风”，但他没有写风，也没有写风景，写的是自己的心里话，看来柳宗元此时并没有消沉，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
可是，就在这些被贬十年之久的人怀着天大的希望纷纷赶回长安，重新聚拢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变故却瞬间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让他们天大的喜悦再次化作沮丧，天大的希望再一次化作绝望，而这样的变故竟然是由一首小诗引起的。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这就是元和十年三月刘禹锡所作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是元和元年离开长安的，到了元和十年，被召回京城长安。十年时间，当初被赶出京城的“八司马”，除了去世的两人，还有一人在早几年被调往淮南，其余五个人都回到了长安。回来之后，朝廷还没来得及安排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公务处理，正好趁此机会在长安逛逛，重温一下当年在长安的生活。
长安城有一条很出名的大街，叫朱雀大街。很宽，有150米，它是长安城的南北中轴，换句话说，长安城以朱雀大街分割，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皇宫和官署在城北，朱雀门就是皇城的大门。朱雀门外的大街两边，都是整齐的里坊，当然也有很多的寺庙和道观。有个寺庙很出名，叫兴善寺，现在叫大兴善寺，是长安时最大的寺庙，而玄都观，与兴善寺隔着朱雀大街遥遥相对。
唐朝时，玄都观是长安的热门景点。在京任职时，柳宗元与刘禹锡经常利用休沐日到玄都观游玩。唐朝正逢我国历史上第三个温暖期。长安的平均气温比我们现在高两度左右，当然春天也来得早，早春二月，长安城就花开灿烂。
三月，春光明媚，繁花似锦，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几位一同被召还的好友同游了玄都观。之后，刘禹锡便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这首诗也叫《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诗是说，长安道上行人车马川流不息，扬起的灰尘扑面而来，人们都说自己刚从玄都观里赏花回来。玄都观里栽种着许多株桃树，全都是在我被贬离开京城后栽下的。
稍稍体会一下，就能感觉到其中的弦外之音了。他说我刘禹锡现在回到了长安，看到京城的大街上，无数行人和车马扬起的尘埃迎面扑来，人们都说是看花归来。可是我进到玄都观里，打眼一看，这玄都观里的1000多棵桃树之前都没见过，想必都是在我刘禹锡被贬之后才混进玄都观的吧。那意思就是，朝廷里这些新的官员，很多都是在我刘禹锡被贬之后才上台的吧。
这首诗在当时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人立即跟皇帝说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刘禹锡很快招来了报应，元和十年的4月26日，唐宪宗下令，将这些刚刚被召回长安的司马们通通贬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做刺史。刺史比起司马，表面上看是官职提升了一级，但是遭遇更加悲惨。
其实，说白了，刘禹锡这首诗不过是个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是，当年他们这批人是反对太子李纯做皇帝的，李纯就是唐宪宗。可以说刘禹锡他们这些人，是唐宪宗的政治对头，唐宪宗是不会赦免他们的，再加上这首诗中所隐含的讥讽之意，只能更加激怒他，所以他们只能等着再一次被赶出长安。
这第二次被贬，刘禹锡境遇最惨。柳宗元被贬到广西柳州，刘禹锡被贬到播州，播州，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当时播州这个地方，全部的居民还不足500户，就算一户有5口人，也不过是2500人。现在上海的一所普通小学，都有一千多人，两三个小学就三千人了，可是当时整个遵义才2500人，实在是太荒凉了。唐宪宗对刘禹锡下手真是太狠了。
更难过的是，刘禹锡的母亲当时已经80多岁，年迈体弱，根本不可能跟随刘禹锡去播州这么偏僻荒凉的地方，到底该怎么办呢？刘禹锡一筹莫展。柳宗元一听也大哭起来，哭完后他站了出来，上书朝廷表示：播州不是人住的地方，刘禹锡的母亲年迈体弱，没有母子一同前往播州的道理，他愿意用自己的柳州跟刘禹锡的播州调换。
柳州当时人口也不多，7000多人，好歹比播州好一些，又是交通要道。然而，我们要知道，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刘宗元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提这样的要求，你本身就是一个戴罪之官，皇上不杀你，没有把你贬到更糟糕的地方去已经是万幸了，你怎么还能跟他谈条件呢？这对唐宪宗来说，不更是火上浇油嘛。
不过，此时宰相裴度也为刘禹锡说情，他跟唐宪宗说：刘禹锡是有罪，但是他的母亲年纪大了，让年迈的母亲与儿子生离死别，这太让人伤心了。唐宪宗也是个聪明人，他想了很久说，我不过是责备刘禹锡而已，没有打算让他的母亲跟着伤心。于是，第二天就下令将刘禹锡改贬为连州刺史，连州就是现在的广东连州。
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大家都已经纷纷落难的情况下，柳州能比播州好多少呢？但是哪怕就这一点点好处，柳宗元都愿意把这个好处让给他的朋友。从这一点说，柳宗元是一个君子，即使身处逆境，仍不失做人的品格。
就这样，他们刚在长安呆了一个多月又要离开了。刘禹锡和柳宗元一起离开长安，一直相送，送到了湖南衡阳，到了这里就不得不分别了。从这里，刘禹锡要越过五岭，南下连州，而柳宗元要沿湘江而上，到达柳州。分手之际，柳宗元写了一首诗送别刘禹锡。柳宗元给刘禹锡写过三首送别诗，这是第二首，所以称为《重别梦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他说：二十年来我们历经沧桑，患难与共，今天忽然在岔路口分别、各奔东西。如果皇恩浩荡，允许我们回家种地，晚年就朝夕相处，做邻居老翁。
由于是再一次遭贬，柳宗元似乎已经预感到这次分别两人很难再有重逢的机会，便强忍悲痛，而以安慰的口气与刘禹锡相约：如果有一天皇帝开恩，准许我们归田隐居，我们一定要做邻居，一起种种田，养养鸡鸭，白发相守，度过晚年。
柳宗元这种相约做邻居的愿望中，深深地蕴含着他和刘禹锡难舍难分的离愁别恨以及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
回想二十年前，两人一同走进科举考试的会场，一同进士及第，一同入朝为官，面对日趋衰落的大唐，二人心系国家，力主改革，渴望振兴大唐基业。但是，改革失败，他们的一腔热血都落了空，分别十年之后刚相聚，又要分开了。本来是很要好的两个人，上天却给他们开了一个不好的玩笑，一个广东、一个广西，他们清楚，也许这一别，便是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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