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因公务繁忙的缘故，周年丰喜欢写短文章。他的充满乡土气息的诗集《短笛集》，也写得短小精悍，将独有的生活感悟力和现实批判性融为一体，风格质朴健朗。他对其所融入的乡村野地，进行人格意义上的审视与阐释，从而使这本诗集具有了“乡村哲理诗”的意蕴。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一些文人过多地强调人生的迷茫和价值的不可确定性，似乎不强调这些，就难以显示人性的脆弱和作品思想的深邃。周年丰对社会人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诗十分看重人格因素在人的社会、精神生活中的支撑功能，往往一语中的，切中肯綮。他广泛摄取乡村物象，随意点化，即赋予平凡之物以灵性和人格。他时而为品格清明的物象扬美名，如沉默而丰收的稻田、招风也抗风的大树、杂交优质的物种等；时而为品格混浊的物象正恶名，如徒有虚名的瓦松、成熟即堕落的菱角、逆水易丧生的鲫鱼等。这些诗以物喻人，言简意赅，不为表象所惑，不为俗见所动，直逼本质，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说服力。
周年丰对“人之为人”的命题，也表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不懈的探索追求。人生是一本写不完的书，人类自诞生那天起，似乎就不断地出现毛病，同时又不断地自我医治，循环往复，永无宁日。如《客水》一诗：“客水不能都当客待，有时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道出了人际关系复杂、残酷的一面，并对传统的民俗乡情进行了人性上的重新审视。在理想人格的探索上，诗人有许多严肃的阐述，如“约束别人，先约束自己”（《草缨》）、“常在河里走，也可不湿鞋”（《船家》）等。《泥鳅》一诗的内涵极其丰富：“既然有骨头，何必那么圆滑”，它既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外圆内方”的做人准则，也从认识真理的角度对存在的多义性发出了责难。
周年丰出生农村，热爱乡土。这本诗集里有不少可作格言的新农谚、新民谣。如“丝瓜越老越空，南瓜越老越甜”“水牛划水划得汪，黄牛一划就过江”“不怕你蒸，不怕你煮，只怕放牛娃翻屁股”等等，这些植根于荆江农耕文化沃土的“浓缩的诗”，充盈着生活体验和智慧灵光，富含着人生哲理和做人道理，可记可诵，别有一番情趣。这些新农谚、新民谣的写作，与诗人所受的民间文艺熏陶有关，更与他的诗歌观、文艺观有直接的联系。他认为，诗歌的服务对象是普通大众，诗歌语言应明白晓畅，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因此诗人应多向民间文艺学习、借鉴。
周年丰常常自称是“文化战士”，战士就是文格和人格都要有骨气，百折不挠。他既勤于创作“乡土哲理小诗”，又十分关注“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与农民保持着血肉联系。他的诗张扬着一种凛然的正气。正如他在《百姓》一诗中写的：“忘了百家姓，没什么了不得；忘了百姓家，那才不得了！”
附记：
两年前，家乡被洪水淹没，周局长负责到那一带驻守，协助地方的抗洪救灾工作，听说我家正在其管辖范围的事，连忙带人赶到我家，进行正式慰问，慰问品不多，但这事在村里传为美谈。
我自己很过意不去，其实并不想单位的人知道我家遭难的私事。后来，那张有周局长一行人慰问我家的合影照张贴在单位战绩表上，说实在的，这令我有些难堪，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我从心底是感激他的。他的个人诗集出版后，喜欢舞文弄墨的我，自愿写了一篇很短的评论，便于报纸发表。
其时，周局长临近退休年龄，刚刚从我们单位调走，调到荆江日报担任社长，在那里离退，我便将评论文章寄给他。他知道我的意思，说这事不能由他直接出面，自己不能宣传自己。当然，他十分赞赏我的文笔，也表示感谢。我起初考虑不周，不懂人事避嫌，于是改寄跟我们平时业务上多有往来的文体部，不承想，很快就直接发表出来。不久后，在荆江京剧院看戏，周社长在被邀请之列，他见我走在前面，就从小车里探出头叫我，再次赞赏我的文笔，并邀请我去他家坐坐，包括我的几个朋友。
过段时间，再次见面，周局长有些讪讪的，说我的评论文章惹事了，他也没想到。省里有几个老同志，很想在荆江日报上发文章，没有发成，大约自己写得太差吧，就拿我的文章发难，说写周社长的都发了，写别人的怎么不能发？他们甚至要找到我，告我钻空子，巴结上司。那时候，省里已经在闹左右两派的对抗，周局长属于左边的，于是右边阵营认为我是左边的，要揪出我来予以批斗。他们可能还查到我在《芳草》发表了《此处风景情味多》，更加认定我是左边的，而所论长诗的作者，正是方方侧目而视的一个诗人。
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在，就会有斗争，尤其是在中国。我得知内部真相，吓出了一身冷汗。其实，周局长早就批评我，说我写文章没有引用某人的经典著作，以其为指导思想。对之我只笑笑，并跟他保持一定距离。他还批评我结婚没有请他做证婚人，另一退休副局长紫壶也曾如此批评我。我最终愧对两个领导的栽培与厚望，离开了文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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