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汪曾祺的巜人间小暖》中《草木春秋》里的《紫穗槐》，有一段儿话，他是这样写的:
“一早，就上山，带两个馒头、一大块腌萝卜。顿顿吃大腌萝卜，这不是个事儿。已经是秋天了，山上的酸枣熟了，我们摘酸枣吃。草里有蝈蝈，烧蝈蝈吃！蝈蝈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一会儿就能捉半土筐。点一把火，把蝈蝈往火里一倒，哔哔剥剥，熟了。咬一大口腌萝卜，嚼半个烧蝈蝈，就馒头，香啊。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一早就上山，并不是去山上游玩，而是“到西山种树，在石多土少的山上用镢头刨坑。实际上是在石头上硬凿出一个一个的树坑来，再把凿碎的沙石填入，用九齿耙搂平。山上寸土寸金，树坑就山势而凿，大小形状不拘。这是个非常重的活儿。”
干这种重活，吃的却是馒头腌萝卜。但他却认为这不是个事儿。酸枣熟了摘酸枣吃，草里有蝈蝈，烧蝈蝈吃。仿佛这倒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咬一大口腌萝卜，嚼半个烧蝈蝈，就馒头，香啊！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这就是汪曾祺对生活的乐观的态度。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如意，我们经历过痛苦，磨难。但我们却可以只撷取那些美好的，诗意的，温暖的事情，与我们以后的日子同行，与我们的余生相伴。
汪曾祺的青年时代是贫饿交加的，他写道:
“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把自己糟塌到这种地步。是的，我穷，我口袋里钱少得我要不时摸一摸它，我随时害怕万一摔了一交把人家橱窗打破了怎么办，……但我穷的不止是钱，我失去我的圆光了。我整天蹲在一家老旧的栈房里，感情麻木，思想昏钝，揩揩这个天空吧，抽去电车轨，把这些招牌摘去，叫这些人走路从容些，请一批音乐家来教小贩唱歌，不要让他们直着脖子叫。而浑浊的海水拍过来，拍过来。”
那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与他同年代的萧红是这样描写饿的: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我坐在小屋，象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汪曾祺的父亲是饿病交加去世的，他在家乡的妹妹汪海荣最终饿死，一向疼爱她的继母任氏娘在绝望中欲投大运河自杀未遂。
但是他不论是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家》，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温情满满。
父亲多才多艺，心灵手巧。会刻章，会画画，会游泳，会踢足球，会吹箫，会做风筝，还会给去世的母亲“”糊了几箱子衣服，单夹皮棉，四时不缺。”
最重要的是 “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
母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当他去看他母亲住的那个小房时，他是这样写的:
“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南有一个秋叶型的小花台。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
继母对他很好，“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的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者，我有点儿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儿，我觉得很幸福。”
他写这几篇文章时已是七十多岁，所有的苦难和悲痛都被他忽略掉了，文章的字里行间只流露出一种真情，一种温馨，一种发自生命本真的热爱。
而这种情感体现在他的每部作品里，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在那么长期的、痛苦的、卑微的生活中寻找一种生活的快乐，在没有意义的生活中，感觉出生活的意义。”
“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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