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姑姑,年轻时嫁到三十里开外的一个村儿。那个村儿跟我们村儿一样,都不富裕,姑父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文化,身无长物,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靠一身蛮力,与命运博得仅能满足温饱的生活。那个年代,大多数北方农民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
奶奶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姑姑排行老幺,奶奶对这唯一的小女儿疼爱的不行,每次姑姑抱着儿子回娘家,奶奶总是天蒙蒙亮就起床梳洗完毕,早早站在村头儿等着,各种好吃的吃食更是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
姑姑长相清瘦,齐耳短发用两个黑色发卡别在耳后,右眼睑下有一颗黑色的痣,村里的人说,这是落泪痣,怪不得姑姑命不好。
姑姑刚嫁过去那几年,日子倒也过得幸福平静,姑父勤劳朴实,性情温和,两个人互相体贴,知冷知热,生了两个儿子,活泼可爱。我记得小时候,姑父骑自行车驮着姑姑回来走亲戚,横梁上坐着一个大的,后座上姑姑抱着一个小的,阳光洒在姑姑的笑脸上,全是幸福的味道。
可是,命运总是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迎头给你一棒,让你多少年都缓不过神来。
姑姑的两个儿子在七八岁的时候,开始显露出反常,走路常常摔倒,人越来越虚胖,腿上却越来越没有劲儿。姑姑起初也没当回事儿,儿子发展到根本走不了路的时候,才着了慌,和姑父驮着两个儿子,去新乡和郑州各个大医院看,大夫诊断说是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原发性的,病因不明,没有特效疗法。换言之,只能等死。
姑姑受此打击,迅速地衰老,脸上再也没了笑容,脸庞越来越消瘦,那颗痣越发显得突兀,像是命运的诅咒。
姑姑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虽然乖巧伶俐的女儿给姑姑灰暗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亮色,可是,看着眼前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姑姑心如死灰。
1995年夏天,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在我们村方圆几十里,都是一桩大喜事。妈妈备了肉和鸡蛋,让我骑车去看望姑姑,给她报喜。
那年姑姑已经四十多岁,两个儿子也已经是大小伙子,却只能每天躺在床上,啥也不能做,等着姑姑喂吃喂喝。姑姑每天干完地里的活儿,回家还要伺候两个儿子,心中的苦楚不能言说,脸上的苦相演变成两道越来越深的法令纹,看起来倒比同龄女人老了十多岁。
姑姑听到我说考上了西安的大学,非常高兴,在院子里摘了南瓜,在大案板上擀起了面条,两个肩膀一左一右地耸动,两片薄薄的肩胛骨像两片锐利的刀锋。
两个大小伙子,思维是清楚的,身体却不能行动,心中郁结,就拿母亲撒气,常常是做了面条要吃包子,蒸了包子要吃米饭,一不高兴就大吼大叫。姑姑总是晚上在被窝里偷偷掉眼泪。妈妈说,两个催命鬼,前世欠的债,这辈子来要债的。
村儿里的乡亲们,看姑姑的眼神儿,是同情夹着嘲笑。人总是喜欢站在高处,幸灾乐祸地俯视比自己弱小的同类。
人这一生实在是不容易,你过得好,别人嫉妒你,你过得不好,别人又笑话你。
我草草吃完面条,匆匆登上自行车,穿过一座座的青纱帐,往家赶。那时,奶奶已去世五年,再也没有人站在村头儿等她出嫁的小女儿。姑姑不回娘家已经很久。
大学毕业以后,我到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春节回去,姑姑带着女儿来走亲戚,小姑娘已经十几岁,聪明漂亮,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听爸爸说,她是姑姑的骄傲,到哪儿都夸耀。
我想,她一定是姑姑努力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可是,这希望却无法点燃姑姑心头的灯。十几年前,姑姑趁人不注意,夜里喝农药自杀了,姑父早晨发现的时候,她已经凉透了。
爸爸说,之前姑姑已经自杀过一次,被抢救过来了。这次是报了必死的决心,任谁也拉不回来了。
爸爸在姑姑第一次自杀后,专门骑自行车去看姑姑,在姑姑家住了一夜,跟她聊了大半宿。
姑姑走之后没多久,两个儿子也相继离开了。无疾而终。
也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人真的渺小如苍穹一粟,如大海中的小舟。我们都躺在生活的手术台上,被命运无情地解剖。
这次回老家,爸爸问我还记不记得寒冬。怎么会不记得呢,她是姑姑最骄傲的孩子,唯一的希望,那么聪明伶俐的小姑娘。
爸爸告诉我,寒冬大学毕业后,找了个老公,俩人白手起家,在郑州办了俩厂子了!
我为她骄傲的同时,唏嘘不已,如果,如果当年姑姑熬过去了,看到闺女今天的成就,该有多么地欣慰!可是,当时的姑姑犹如茫茫黑夜里的旅人,怎么走也看不到黎明的曙光,终究还是输给了命运。
有时候,命是我们心中大大小小的坎儿,迈过去就风清月明,迈不过去就是苦水泥沼。愿我们每个人都不要绝望,哪怕是在最最最黑暗的时刻。
姑姑已经长眠于地下,愿她能含笑九泉。
“大自然,将会有岩缝给我藏身,
有无人知晓的河谷让我清清静静地痛哭。
她会在夜空张挂起星星,
让我在外摸黑行走时不致绊倒,
再送长风抹平我的脚印,
不让人跟踪害我。
她将以浩淼之水洁净我,
用苦口的药草调治我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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