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仁即礼：孔子与原儒的政教精神
王室和诸侯贵族的内部腐败、诸侯国之间的相互侵凌和吞并已使结合“亲亲”与“尊尊”原则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封建秩序破坏无遗。这一秩序解体伴随着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过程。一个过程就是政治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增加：贵族的下降和平民的上升，还有他们在诸侯国之间的流动性都空前加强；另一个过程就是知识文化的官方垄断开始被打破。
（孔子与苏格拉底十分类似的地方，即就是都希望用德性之教唤醒门徒内心中潜藏的卓越品质，并以此为基础在实践中造成美善的伦理与政治生活）
面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把秩序重建的外部框架和内部基点联系起来，把内在的"仁"弘扬为外在的“礼”的精神内核。孔子要引领他的门徒走出一条新的“精神超越”之路。这条道路就是士君子求仁贱仁的道路。
“仁”是君子之为君子的内在规定，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生活的目的而欲求作为手段的富有和权势是正常的，而君子为了高贵的生活欲求“仁”也是自然的。富与贫、贵与贱作为外在的手段性事物，要根据内在欲求“仁”的目的来取舍。君子和小人这两个称谓原本在西周礼法秩序中用来指称贵族和平民，而现在，孔子用这两个称谓来区分两种人和两种道路。
“仁”是涵括统摄其他德性的最高德性，此外，仁是包含知的。“仁”具有涵摄其他德性而又超越其他德性的品质。它既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而又超乎人的生命之外。它一方面向个体生命敞开，留居于每个个体生命之内，另一方面又超越于个体生命之外，向深广的超越境界敞开。
孔子之道贯于“一”，但“道”的“一”却要用忠和恕这样的“二”来回答，而忠和恕正是屡践仁的功夫的两个方面。忠就是尽己，祛除自己内心的遮蔽，把自己向内和向外敞开，对自我的高度和深度进行忠实的开掘；恕就是推己及人，由我到群，把群和己的关系用不同伦类人应有的高度和深度来推展，来衡量。
孔子自觉地将自己限制在这个人伦世界中，强调在人群中辨分贤德与不肖、高贵与卑鄙，关心人伦忧患的解决和此世良好秩序的构建。
孔子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救世之“伦制”的继往开来者。在天下无道的时代，孔子希望担当起政治与历史的责任，以布衣之身议礼、制度、考文，“博施众济”。而这个“制法之王”又是“素王”，也就是说，孔子有王者之德而无王者之位，”孔子“制法最典型表现就是作《春秋》。
儒家通过“德性之教”与“礼法之教”，在“亲亲”与“尊尊”之外突出建立了“贤贤”的新传统。孔子和儒家用“修齐治平”的功夫把从君子到圣人的“天德”与“天位”联系起来。
就继承和发展的层面来说，孔子和儒家虽然通过“德性之教”深化了“圣”与“王”的张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圣王合一”的政治与历史目标，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孔子对“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王官政教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上。
“亲亲”“尊尊”和“贤贤”的传统被孔子通过“圣王”化育文明，秉经行权的精神融合了起来，“仁”与“礼”的伦理-政治教化，既可教育君主，亦可教育庶民，“仁礼之教”渗透到“家”“国”“天下”的每个领域，在新的高度上强有力地塑造了充满向心力地文明价值与制度。
孔子与诸子的异同
孔子在西周所奠立的王官体制之外，以私人身份教授门徒，这一点与诸子颇为类似，然而孔子与诸子聚徒教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孔子周游列国，推荐己道；不见用，退而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从此，孔子教授的内容，更加深刻具体地把”仁“和”礼“联系在了一起，儒家后学以“六经”为中心的“道术”传统实由此开辟。“六经”学术的来源可能是在周代已经积累得相对完备的王官政教，但是经过孔子的删订，有述有作，“六经”学术才焕发出更加光彩的精神生命力。
孔子与柏拉图的比较
通过孔子探讨和教授“六经”和“六艺”，可以看到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相同之处，同时也发现其不同。苏格拉底虽然对古希腊城邦的礼法和政教制度有所探究，然而，与孔子相比，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文教灿然可鉴的“先王”传统。即便孔子和柏拉图似乎都有建构最好的和最可能好的政治秩序的心态，但是，柏拉图那里似乎不存在一个伟大辉煌的、事实上存在过的传统政治文明。因而，柏拉图的国家建设蓝图，无论《理想国》里的最好的城邦，还是《法律篇》里的最可能好的城邦，都是“言辞中的城邦”。相比之下，对于孔子来说，在典范意义上，伟大的仁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伟大的国家就是由伟大的人立教行法的国家。孔子教导与教授的礼法政教的“六艺”，被严肃地确认为是古代圣王曾经成功实现了的伟大政教业绩所凭借的修齐治平的“道术”，孔子则秉经以行权，以一位伟大的继往开来者身份弘扬了这一“道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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