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此节是在探究“诚意”与“礼仪”的关系，重点词句是为《尚书》中的“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的“惟不役志于享（因为没有用心于此）”
说明（原文）：
孟子“区别”对待于季任与储子，前者在送过礼金之后，孟子去到任国的时候，拜访了季任（孟子住在邹国的时候，季任留守于任国，没有办法抽身主动拜访孟子，情有可原）；但，后者在送过礼金之后，孟子去到齐都的时候，并没有拜访储子（原因是，在孟子住在平陆的时候，储子并没有主动拜访孟子：平陆是齐国的附属地，作为齐国卿相的储子若真有诚意与孟子结交，理应主动拜访孟子，而非仅仅赠送礼金）。
赏析（储子）：
此节内容不仅关乎于礼仪问题，更关乎于古时君主（包括大臣）的俗世地位以及圣贤精神境界的问题。
要谈及包括君主、大臣、圣贤的问题，先要论三者身份的关系以及纠葛：君、臣、民。在当时，储子是为臣，且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卿相，而，孟子是为客居的民（圣贤），在儒家思想核心中，民贵君轻的本义根深蒂固，且孟子作为精神境界较高的民而言，更是贵中之贵，若是在收受了储子的礼金之后，主动拜访，则孟子的地位恐怕会与常人一般，甚至比常人更为低下。而，这还不是重中之重。
俗世地位→天子/卿相→高高在上。
精神境界→圣贤/德才→高高在上。
然而，在儒家思想范围中的入世治世的概念中，俗世地位其实是要比精神境界更为重要的存在。因为，治世由君王，辅佐由圣贤，精神境界的高低与治世其实并无直接联系，若圣贤的理论与概念无法被君主所采用，从而达到治世的目的，则圣贤的精神境界再高也一无是处（古时评判是否是盛世/乱世的标准——君王若不贤，但能听从圣贤之语治世的，还算是盛世（更不用说君王本就自贤）；君王不仅不贤，还不听从圣贤之语治世的，那就是乱世；君王没有贤不贤，且没有圣贤出没的时代是为迷世）。
换言之，古之圣贤与古之君王若要真正的相互映衬与配合来共同治世，就得让君王/卿相放低自己的俗世地位（身位），来对拥有一定精神境界的圣贤/德才体现自己对待圣贤的诚意与想要施行仁政/王道的真心，如此才能在很多关键性问题上对圣贤采取百分之百的听从，若是有一个环节出现了漏洞，恐怕就会满盘皆输——圣贤提供给君王的治世方略是一套完整的教程，只有按照这个教程来施行政策，才能让整个国家正常的运转（盛世中，君臣联合圣贤（民）一起对治下的百姓施行仁政与王道，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而对于本身就是民的立场的圣贤，会比君臣看待俗世的能力更高，更强（圣贤不能做君甚至是臣的原因有一个是因为古代的政治制度，而另外一个原因即是君臣深居宫闱无法真正体察民情，从而真正以百姓的角度维护民众的利益）。），这也正是为什么古之帝王必有师的原因。
言归正传，储子作为君王的代言人来说，虽然此节并没有体现出储子对于孟子真正的对待方式，但是其做法的确不符合一个尊重、敬仰圣贤的礼仪。
引申：
如今，谁都不负担治世的重任，只求能够做好自己。而，正是在做好自己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的：
其一、已然没有高高在上的俗世地位与精神境界的划分，人人都是平等的存在，互相尊重生命体的存在是这人世最基本的规则。
其二、谁的言论都没有唯一遵循的必然性（标准），需要自己在社会生活当中仔细辨别。若要说不管在什么时代，哪些东西是人类可以作为标准而受到扶持的，那就是圣贤之语与明君之为。当你觉得处世迷茫的时候，不妨听听不同时代的圣贤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处世、治世方略；看看不同时代中明君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处世、治世功绩，如此，擅长模仿的智慧的华夏民族后代，也定然能够在时下生活的游刃有余。但是，别忘了，真正为百姓的生活、心性着想的才是真正的圣贤。
其三、若要真正掌握一些知识或是伦理，首当其冲的能力并不是智力，而是接纳能力（有的时候自身的智慧会把外界的知识完全屏蔽）——先得把东西请进自己家门，然后再动用自身的智慧去理解它，分析它。
其四、一个人是否有诚意，在他的处世细节当中是完全能够看得出来的，而，如何对待这样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强势的人会选择直接划清界限；聪慧的人会选择以身作则；狡黠的人会选择互相演戏；愚笨的人会选择金蝉脱壳（自己）。
其五、诚意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社会的通行证，没有这张通行证，在哪里都是无法生存的。不要认为别人不搭理你，是因为别人有多么不待见你，而是你自己缺少一张与别人建立交流、沟通的通行证，及时弥补这张通行证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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