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节，督关中诸军

持节，督关中诸军

钟繇，生于公元151年，公元184年，黄巾民变爆发，公元189年，董卓进京。以钟繇年轻求学（30岁前）时的经历，钟繇对自己未来入仕的设想，应该是匡正皇室，清理污垢（内廷宦官、外戚）。
时势剧变，当钟繇真正入仕，钟繇发现，“污垢”已经消失，但皇室的危机，并非匡正，而是匡扶。钟繇置身于军阀跋扈的东汉中央政府，先是众矢之的、野蛮无礼的西凉军阀，之后是迎奉天子、精于权术的曹操集团。

钟繇面对的剧变，是东汉末年士大夫共同面对的变局。放宽历史的视野，汉魏的格局，无非是东汉与两晋之间昙花一现的过渡，只不过时人无法洞悉。

无法洞悉未来的历史中人“钟繇”，从“举孝廉”的东汉士大夫，迅速完成华丽转身。钟繇接受东汉中央政府（也即是曹操）委以的重任：“持节，督关中诸军”。“饱读圣贤书”的钟繇，进入群狼环伺的关中。曹操南征北战，但关中在钟繇的“镇抚”下，暂时保持中立，钟繇被牵强的称为“魏之萧何”。

钟繇是汉臣，非魏祖旧部，但曹魏开国，钟繇位列三公。曹丕授予钟繇“崇官”地位，是对钟繇当年镇抚关中，使曹操免除后顾之忧的奖赏。

钟繇受东汉中央政府委托（实则受曹操委托），“持节”、“督关中诸将”。

陈寿《三国志魏书》里，钟繇与华歆、王郎在同一《列传》，而贾诩则与荀彧、荀攸在同一《列传》。

以今人视角看，荀彧应单独列传。

华歆与王朗，理应合并列传。

荀攸是“谋士之首”，似乎可与郭嘉、刘晔在同一列传，并位列其首。

钟繇与贾诩，均非魏祖旧部，但地位高于一般谋士。钟繇与贾诩的贡献，均非华歆王朗“劝进”式的所谓“功绩”，而是“镇抚关中”（钟繇）、“离间马（马超）韩（韩遂）”等实质性贡献。

钟繇与贾诩，应在同一《列传》。

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拥强兵相与争，太祖方有事山东，以关右为忧，乃表钟繇持节督关中诸军，委之以后事。（《钟繇传》）

《钟繇传》又记载：繇至长安，移书马腾、韩遂，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
太祖（曹操）让钟繇“持节督关中诸军”，是“有事山东”（与袁绍、袁术作战），以“关右为忧”（担心关中军阀从侧翼袭击），不得不对马腾、韩遂暂时采取统战政策。

“繇至长安”（钟繇无兵无钱，仅以中央任命官员身份赴任）。

腾、遂最后派遣各自的儿子为人质到中央，表示名义上归顺与服从中央政府。

钟繇在关中开展的统战政策大获成功。

据记载，钟繇“移书（写信给）腾、遂，为（腾、遂）陈祸福”。

钟繇传递给马腾、韩遂的讯息，无非是代表东汉中央政府，暗示马腾韩遂，只要与中央（曹操）相安无事，中央可以承诺接受马腾、韩遂军事割据关中的既成事实。至于送子入朝，只不过是履行名义上归顺中央的法定手续。

因此，钟繇成功安抚关中军阀，并无高明之处。关中没有给曹操制造麻烦（袁绍灭亡前），与其说是曹操与钟繇的外交上的成功，不如说是袁绍父子外交上的失败。

曹操让钟繇“持节，督关中诸军”，就是让钟繇担任“西北绥靖办公室主任”，主要任务是在政府军与袁绍作战时，确保西北无事。

钟繇绥靖的对象，是西北各派系的军阀。钟繇向西北军阀传达了中央的理解与寄望，由于钟繇无兵无钱，没有给西北军阀带来威胁，西北军阀也向钟繇表达对中央的理解与友好。
钟繇遇到的最严重危机，是袁绍部将郭援的南下，“关中阴与之通，未悉叛”《钟繇传》。袁绍既然已经与政府军在官渡展开血战，对于政府委派的官员，一旦擒获，必将格杀勿论。因此，钟繇说：纵我欲归，其得至乎。（纵然想走，也回不去。）

西北军阀马腾成为说服与依靠的对象，马腾愿意攻击郭援，既是为政府效劳，也是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马腾击溃郭援，钟繇的外交获得成功。

袁绍家族错误的把联合对象列为攻击目标，既然无法象中央政府一样开空头支票，就应该用出钱出枪的方式与中央政府竞争，赢得从侧翼攻击政府军的西北军阀的合作。

钟繇的成功，建立在袁绍家族的错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