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同龄的执念：我的50后父亲
1978年，改革开放。那一年，父亲19岁。
很多年后，我试图回想那时的父亲，怎样感知那个宏大的历史性变革。是不是就像今天的我们，感知互联网+。
19岁是最美的青年时代。我19岁是在2006年，升大三，刚刚拒绝了一个男生的告白，默默在心底许下一个庄重的承诺，考研、毕业、工作、养家。没钱养活自己的时候，绝对不嫁。那男生不会理解我的心情，他只会觉得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未来无限远，不纠结儿女情长，这是我19岁那年，觉得自己做出的最英明神武的一件事。
1978-1984：6年
父亲的19岁那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据度娘说，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而父亲的高中时代，因处文革时期，杨庄乡大办红校（我试图深入了解一下何为红校，尚未发现更多史料），听其名，姑且这么理解，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革命接班人，能讲课的老师寥寥无几，教学质量奇差，学生们的大多数时间在体验农耕乐趣，除草、掏粪、施肥，美其名曰劳动课。所以纵使父亲在他的学校里名列前茅，也逃脱不了在高考名落孙山的命运。
父亲不甘心，选择了复读。彼时的爷爷，正赋闲在家，在文革中被批的无地自容的他，再也不想迈出家门一步。田地荒芜、一家人有上顿没下顿。爷爷在文革中被划入造反派，反复的接受批斗与改造。而父亲当时在班里是班长，我想象不出，如果班上进行政治学习，讲到反面典型的话，父亲这个家中长子，会是神马心情。父亲要照顾一家老小，还要给学习班的爷爷送饭。
爷爷的父母亲以及两个兄长都是英勇的老革命。小时候，父亲最喜欢讲这段家史，温厚讷言的他，只在那个时候，神采飞扬。爷爷的母亲作为最早的一批线党（父亲说就是地下党，尚无查到史料），帮助八路军抗日，转移情报，多次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化险为夷；家里穷的叮当响，受地主欺负，老太太果断让二儿子、三儿子参加了革命，立下战功无数；建国后，爷爷的两位亲哥哥分别留在开封与天津，当了干部，只有爷爷，作为家中老小，留在老家，当了公社的会计以及团委书记。父亲就生在这样根正苗红的家庭，他小时候受尽宠爱，衣食无忧。
1966年文革到来时，他七岁。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估计如何也理解不了十年动乱带来的悲怆与荒诞。亲人不亲，夫妻反目，师生相残的人间悲剧，无处不在。而颇具敏感的政治议题，令反思那段特殊时代的文学作品，都处理的讳莫如深。我也只能从父亲的转述中采撷到只言片语。文革初期，作为村里权力的轴心，爷爷家经常聚集一大波人。但爷爷很快失势了。紧接着，父亲的奶奶去世了。这位伟大的老人，堪称老革命家庭的图腾，她去世如同红楼梦中的贾母离世一般，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从那年起，村里不再派人给老郭家贴对联。世态炎凉，只有爷爷还活在他的世界，他不甘心，也不懂，就像竭泽之鱼，越是挣把死的就越快。
父亲八岁那年，有一天深夜，小父亲六岁的叔叔，一直哭闹，怎么都哄不好。父亲抱着他去了小耳屋（农村老式房屋的储物间），发现家里放粮食和钱物的地方，被掏了一个大洞，吃的穿的用的，都没了，一同被偷走的，还有父亲的爷爷当年参加线党，荣获的一枚珍贵的毛主席勋章（据说是发给抗日英雄的，因无据可考，名字不准确）。那是寒冷的冬天，父亲傻了眼。树倒猢狲散，这案子当然是破不了的。
后来，不得志的爷爷进了学习班，接受批斗与改造。奶奶体弱多病。作为家里的长子，父亲理所当然的去面对这一切。下地干活、拾柴做饭、挑水洗衣，父亲不到十岁就要挑着两个铁皮桶去井上挑水，他的双腿因此落下了特别严重的静脉曲张。这些都还不算，对父亲而言，最难的是三天两头总要找各路亲戚去借粮食，拎着个口袋就是个要饭的。
穷，成了一个孩子饱受别人冷言冷语的原罪。
高考成功是父亲改善困境的唯一出路。父亲一共复读了两回，第二次，没什么英语基础的他，英语卷子考了个位数，而他的成绩，距离山东大学的志愿，就差两分。他没再复读。内忧外患的处境，他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吃饭，起早贪黑绑笤帚卖笤帚，供小他六岁的弟弟上学。
叔叔后来考取了烟台一所专科学校，分配到县里的建设银行。能不能上大学，是那一代人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而父亲命运的荒诞还在于，因家庭在文革中受迫害，父亲当兵、申请民办教师都求告无门，而爷爷奶奶，也根本不将长子的前途放在心上，十年浩劫，不仅给这个曾经荣光无限的老革命家庭扣上永远摘不掉的穷帽子，更摧毁了曾处在众人仰慕与爱戴视线中的人的心智，闷声咳气、压抑崩溃是这个家庭的关键词。
父亲说他自己一度得了自闭症。无人诉说心中的万千苦闷。他的执念：一个革命家庭怎么沦落至此？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怎么压抑至此？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为何就是考不上大学？
母亲是他的救赎。不善言辞的父亲，开始写信、写情书，一封又一封。父亲的字俊逸清秀、文采斐然，时不常还能秀出“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每人还是一个；你有一个快乐，我有一个快乐，交换之后，我们都有两个快乐”的金句。也难怪，自小衣食无忧、将有房有地的媒人拒之门外的母亲，能看上一穷二白的父亲。
1984年，他们旅行结婚了。很浪漫吧？真相是很寒酸。母亲兜里揣了两千元，在当时算是白富美的级别。而父亲七拼八凑了就一百元。买完车票就所剩无几。没钱有真心。母亲说父亲用所剩无几的钱给她买橘子，一个一个的剥，自己一瓣儿都没舍得吃。
旅行结婚第一站是天津。那是父亲的三伯父在的城市。侄子大喜，伯父很高兴，然伯母却百般刁难，父亲知道是自己的母亲旧日没有处理好妯娌关系。吃了闭门羹，又带着母亲去了北京，那是父亲的小姑在的城市，小姑疼父亲，好吃好喝好招待，带着母亲在北京城逛了几天，高兴的打道回府。母亲带的两千元，除了买被面、买床单，基本都给父亲添置了衣服，她说，看着那身穷酸样，心里就难受，没一件衣服是好的，毛衣袖口都是破的。
1984——1994：10年
新婚归来，父亲想学一门手艺养家，去了河北学习木匠，他与母亲又开始鸿雁传书。爷爷奶奶压根没想给长子在老家盖一处房子，而当初面对岳父的提问：啥时候盖房子啊？老实巴交的父亲张口就来：买砖了。母亲旅行回来发现，一个砖毛都没有。无依无靠的现状，母亲百爪挠心。她一度想过，精神力量能吃一辈子吗？看不到未来的局面会是什么下场？
1984年冬天，父亲回家过年。去姥姥家接母亲来婆家。估计是话不投机，本来已经出家门准备跟父亲走的母亲，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往回骑。父亲没有车子，跑步直追，追了二里地气喘吁吁。母亲心里像是被人戳了，她不再骑，下来看着这个穷小子。冬日的田野，萧索肃静，夕阳的余晖洒下，路边的白杨树看着这对青年眷侣，不知道作何感受？母亲问：你傻啊？你追的上吗？父亲说：追不上也得追，追不到你，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33年后，他们的女儿脑补的画面。
局促的新年，过的并不舒心。新年一过，父亲又要回河北学木匠，婆家无法立足，母亲自然又回了娘家。继续鸿雁传书，后来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父亲欣喜过望。他在信里给孩子取名字，女儿叫郭文卿，儿子叫郭文杰。他说千人之上为卿，万人之上为杰。高考落榜的父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了孩子。
哥哥出生之前，母亲一直住在姥姥家。生孩子的医院是娘家人帮忙联系的。前后里外所有的事情，都是娘家人帮忙打点。月子依然是在娘家坐。姥姥是个传统的人，哥哥满月时，姥姥主张让母亲带着孩子回公婆家，说不让爷爷奶奶见孙子总归不合适。孰料，并没有收到理想的结局。冷屋子冷灶台，母亲在婆家并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感冒后打喷嚏流鼻涕，每天咳嗽吐痰，爷爷脾气古怪，听见母亲咳嗽就大骂出口，每天变着法的骂人。母亲诧异、愤怒，不明就里。父亲解释说，老爷子以为咱们回来找事儿了。在沉闷而压抑的环境中，父亲温厚懦弱，并不知道解释，只是一味的让母亲不要还嘴。母亲的火爆脾气哪是受气包，终究因为忍不下去，三天后，父母亲带着哥哥去了戚庄的大姨家。哥哥一个月零三天，一头瘦弱的小驴带着三人，走在漫天大雪的乡间小路上。母亲不敢让自己的父亲知道，败露的结果就是跟父亲一拍两散，所以她连娘家都没敢回。童年时，母亲遇到大雪天就会抑郁，说起那段糟心家史，眼泪用洗脸盆子端。
彼时，大姨家创业，1985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们办起了村里的面粉厂，风光一时。正好缺人手，大姨非常欢迎自家妹妹过来帮忙，然而，父母碍于面子，加之是自己去的厂子，又没有退路，完全没有底气出来谈条件。除了管吃管住，就是每月几十元的工钱，再无其他。父亲吃苦耐劳，每天上夜班。整宿整宿的熬。作息与我们完全颠倒。父亲的辛勤汗水，换来一口袋一口袋的面粉，十里八乡都在吃他的面粉。厂子里里外外、磨上的活儿，父亲都是门儿清。他是面粉厂的元老级人物。母亲则张罗着做饭，伺候一大家子人吃饭。大姨家三个孩子，我跟哥哥兄妹俩，五张嘴围着母亲。这还不算，大姨跟姨夫嘴馋且懒，三天两头还专门让母亲包饺子、做下酒菜改善伙食。经常在入夜时分，母亲张罗完一天的吃食，准备哄孩子睡觉了，厂子里三五成群过来了，让母亲做下酒菜。一而再、再而三，本就厌恶酒场的母亲，有一晚上在这帮人醉醺醺走出院子后，愤怒的掀翻了桌子。
面粉厂的黄金时代，大姨夫心口不一的曾许诺要给父母一笔创业资金，以示回报。然则家大业大，一笔笔银子入账，一座座院落盖起来了，一辆辆卡车跑起来了，大姨家成了远近闻名的百万富翁，他们的把大把的钱投进高利贷，却只字不提要给父母一笔钱的事儿。
父母看透了跟大姨姨夫根本不是一类人。最终摊开了提出要走。姨夫的狰狞毕现，冷冷的留下一句话，现在走的话，一分钱没有。还锁上了工厂的煤球库、面粉库，摆明了姿态，不让你吃喝，让你走！父母去意已决，却遭到姥姥的劝和。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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