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关于天灾水灾的神话故事，很多人肯定就会想到了《诺亚方舟》的故事了。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一名叫做诺亚的人为了从上帝最终的惩罚中拯救万物生灵而造出了巨大方舟的伟大故事。然而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也有一个神话传说，那就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的情况传说而来的，那么这个神话故事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存在呢?
徐旭生先生认为“洪水”本义是“共水”，从训诂方面看，缺乏扎实证据;但从逻辑分析，又存在一定可能性。除了地理方面的考察，在洪水神话的文本里，有个“共工”反复出现，简直是各种水灾的罪魁祸首，而共工正好又是传说中的水神，很难说仅仅是简单的巧合。
关于共工怒触不周山就有三种说法，《淮南子·天文训》中说共工与颛顼争帝失败，《淮南子·元道训》说共工与帝辛争帝失败，《补三皇本纪》说共工与祝融之战失败;《淮南子·本经训》说帝舜的洪水也是共工引起，《山海经》说大禹治水杀死舜的大臣相柳，《史记·五帝本纪》说共工作为帝舜时期的工师失职，大概也是辅佐鲧治水失败。很明显在这些记载中，共工实际上都是洪水的人格化表现。
20世纪40年代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一卷，记载了远古时代没有日月和时间，后来雹戏(即伏羲)和女填(即女娲)的四个儿子分守四方，互相换位推测时间。又经过了一千多年日月终于诞生，之后炎帝派祝融率领四神奠定了天地，从此才有了每天的四时——宵、朝、昼、夕。正因为女娲完全具备创世神的神格，所以同时也可以有治水补天的神话。
相对于女娲补天的质朴，大禹治水经过儒家政治哲学的修饰，很难看出其原貌了。从一些儒家之外的史料推断，原本大概也是个简单的神话故事。顾颉刚、童书业、杨宽先生均认为大禹实际上本来就是西羌的社神，作为山川之主自然应当有平定水土之功。杨宽先生还认为鲧来自东方水神共工的分化，所以大禹治水既表现土克水的观念，又反映了东西两族的战争。
大禹治水最早还可能只是一个独立的传说，之后才和帝尧、帝舜等发生关系。顾颉刚先生提出过经典的“古史层累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我们在文献中确实可以看到，大禹于西周中期青铜器就存在，而尧舜在春秋末期《论语》中才出现。至于辅佐大禹治水的契、后稷、伯益等人，本身分别是商、周、秦等民族的始祖，很难说有多少直接关系。到战国时期为了构建统一国家的需要，才把这些祖先神拉到一起搞大事情。
“古史层累说”的另一方面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以《遂公盨》只有一句简单的“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但后来却被各种文献编纂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涂抹修饰。所以《史记》的大禹治水并不是一个原始的传说，不能把它单独拿出作为大禹治水的唯一记载去静态考察。
另外，鲧用堵塞法治水失败、禹用疏通法治水成功，在一些史料中也有异辞。《山海经》说鲧失败的原因是“窃帝之息壤”，而禹成功也是“湮洪水，杀相繇(即相柳)”。甚至《孟子》《荀子》《庄子》也都提到禹“抑(湮)”洪水，结合女娲补天也是堵塞洪水来看，用堵塞法治理洪水本身并不是罪恶，只是一种早期的治水方式。
但是在《墨子·兼爱》中，就开始有了大禹疏水的方法。后来在《国语·周语》中，就把鲧的堵塞法写成了失败的原因，而禹的疏通法正是成功的关键。其实这种传说的演变，也和战国农业生产有关。人们本来用筑堤的办法防止水患，但因为弊大于利，所以后来又发明了疏水灌溉的方法。“疏川导滞，合通四海”，正是战国时期的现实情况。
通过以上的全部解读，我们大致可以形成这样一个结论：公元前2200—前2000年左右，确实存在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但是世界各民族关于洪水神话的文本记录，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之久，很难说是基于同一场世界性大洪水的记忆，不过是各自在本区域受到洪水灾害的投影。至于里面宣传的神谕思想还是人本主义，当然也不能作为实录对待，反映的只是文本编纂者的思想。而任何历史文本与洪水史实之间必然存在一定差距，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才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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