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师、师母，还有高安陪同过来的同学来靖安了，班长叫我们赶过去。”五一假期一大早，手机那头老同学晓芳甜美的声音中带点急促。
“哦一一好。”犹豫了半秒钟，我果断地答应了。
周老师是我们高安师范的班主任。他那时虽只有40几岁，头顶却已半秃，显得老态龙钟，没有一丝活力。因此，我们班上从不搞校外活动，死气沉沉的。同学们私下都在抱怨，羡慕着别班的年轻充满活力的班主任。
周老师爱晨跑，在操场上一跑就是一个多小时。他人虽矮，却长得壮壮实实的。他在班上经常要求我们去晨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贪恋被窝，没有几个跟随他，我是其中的一个，每天坚持着。因此，周老师在班上大肆表扬我。我却在下面苦笑：跑步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害怕体育跑步考核不合格，为了不补考，我只好豁出去了。
周老师性格沉稳，不管遇到什么事，他总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脸上永远带着一抹微笑。即使犯了错，他也会带着那抹微笑来教育我们。时间久了，我们也渐渐爱上这个性格温和的“老头”了。
师母在学校食堂工作，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衣着很朴素，话语不多，脸上是长年累月晒足了阳光的庄稼铜。叫句师母，脸上挂满了有点羞涩的憨厚的笑。师母长年在食堂窗口里打菜。好友萍也是高安人，一头青丝扎成长辫，颤在脑后。走起路来弱柳扶风，人送“林妹妹”。虽文文弱弱，嘴却很甜。饭点时，拉着我来到师母打菜的窗口，一口一个“师母”，哄得师母满脸笑，几勺满满的菜撑破了萍的饭盒。我木讷寡言，不好意思叫人，因此师母不认得我。我常端着半空的饭盒，望着萍发呆。师母育有三个儿女。两个女儿师范毕业后在城里小学教书，安稳幸福。小儿子在大学里读书，据说这个小儿子是师母躲着超生的，周老师因此降了几级工资。老两口最疼这个小儿子，小儿子在读大学期间患病，师母陪读了很长时间。
师范最后一年，学校迎国检，要求每班搞一个特色兴趣活动。别的班在年轻班主任的带领下，不是吹拉弹唱，就是琴棋书画。我们羡慕得直流口水。轮到我们班时，却是老掉牙的拔珠算，从1加到100，班上哀鸿一片。我平生最烦数字，头不由得痛起来。从此，每到训练时间，在隔壁班优美的乐曲伴奏下，我们班四十多把算盘齐响，整个战场响起了噗噗噗的“子弹声”。我头疼的毛病又犯了，周老师要求我们一分多钟必须算完。我麻着头，极力应付。从开始的“风一更，雪一更”的聒噪声到后来的“大珠小珠落玉盘”，我的心境得到了完美的提升。
那一年，我们也在算盘声中顺利地毕业了。
毕业后，同学各奔西东，很少联系，也没有周老师的音讯。直到有一天，大我们几届的师兄请我们吃饭，说周老师来到了奉新。一见面，周老师还像当年那样精神矍铄，脸上挂着微笑。饭桌上，大家回忆校园往事，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第二天，周老师走了。从师兄的口中得知，周老师的儿子情况很不好，说是患了肾方面严重的疾病。
抽个时间去高安看看老师和他的儿子，我一直牵挂着此事。15年的春末夏初，我们学校在高安一小搞校研活动。中午时分，我和晓芳匆匆忙忙买了点水果来到师范老师的家里。周老师还住在那个老房子里，师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周老师的精神没有以前好了，满脸疲惫。寒暄了一顿，才得知小周患的是尿毒症，每天要透析。师母眼里挂着眼泪，和我们絮絮叨叨的说了很多话，说儿子这么多年一直患病，家中的储蓄都用光了。十多年来一直没换家具，更没有钱去买新房子。周老师一边安静地听着，一边动手给儿子做透析。我很诧异，忙问师母为什么不去医院做透析。
“医院费用很贵，已经掏不出这个钱了。”
师母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和晓芳都很难过，小周的房间里堆了一墙高的盐水袋。
“这些盐水袋都是我和你们老师一箱一箱地搬上来的。”
听完师母的话，我们唏嘘不已，因下午要听课，心情沉重地告别了老师和师母。
2017年，同学20周年聚会。周老师也来了，满头白发，脸上虽然挂着微笑，却有点恓惶。我们在席间不敢说什么，气氛有点沉闷。等周老师一走，高安的同学告诉我们，小周的病愈发严重了，而且还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现住在医院里，恐怕时日不长了。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们在班长的组织下，给小周捐了点款。
聚会后不久，噩耗传来，小周已离开人世。本来我们都想去看看老师和师母，周老师却再三叮嘱外地学生一个都不要来。我们只好呆在家里，心情十分沉痛。
第二年的春天，周老师和师母在丰城同学的陪伴下来奉新玩。我们又见面了。两位老人从悲痛中走出来，精神好了些。我们这些师范的同学商议，每年陪伴老师到各地转转，让老师有一个安享快乐的晚年。
水草疯长，阵阵蛙鸣的日子里，我们和周老师、师母又见面了。看到两位老人精神矍烁，我们都很欣慰。吃完午饭，陪着老师在靖安的三爪仑风景区走走，春意浓浓，阳光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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