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为了佐证我们对春秋时期诸邦国对数字“六”在制度上的坚持，我们再做一下扩展：诸侯对“六”的坚持仅限于卿序吗？当然不限于，我举一个现在被现代金石学证实的例子：199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入藏据信由于盗墓出土于山西闻喜之“子犯编钟”铭文：
......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帅西之六师搏伐楚荆，孔休大功，楚荆丧厥师，灭厥渠。子犯佑晋公左右......
尽管“王人”其实没有参与“城濮之战”（前632），只是在战后通过“践土之盟”追认了晋文公统率诸侯的合法性，狐偃仍以“王师”标准认为晋文公在战斗中指挥了“西之六师”。有一种看法认为：晋国三军构成三师，另三师分别来自宋成公亲自指挥的宋师，齐国归父、崔夭指挥的齐国上军以及秦小子憗指挥的秦师。也即“六师”象征着完备的“自天子出”之礼乐征伐。
事实上，秦、齐作为楚国大战略上的盟友，对于晋国的胜利并不热心；而宋国刚刚摆脱楚师的围困，也并无胆量或者实力与楚国在战场上过招，因此这三国并没有从事实上投入足够力量来参战。晋国只是在观念上凑成六师，来标榜晋文公作为“侯伯”所必需配置的规格，并通过礼器的形态加以纪念。可见很多金文的记载，也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主观论调，并非完全对史实的忠实记载。
除了像“天子六师”这种重大事件以外，我们再举一个更加微观的例子，在晋国要求下，诸侯出力为杞国修筑城墙的这一年（前544），士鞅来鲁国答谢的时候按惯例行射礼：
......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颜庄叔为一耦，鄫鼓父、党叔为一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就是说行“射礼”的时候，一方必须凑足“三耦”，即六人，如果凑不齐则需要另找人来补足。此文的本意当然是指出当时鲁国公室人才凋零，连擅长射箭的人才都不够。不过射礼本身并非单纯代表礼制，而是一种对军事行动和政治制度的象征，只有凑够六人才算是符合礼制，不足就是失礼。此事件客观上确实反映出“六”这个数字在先秦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中所代表的在规格、标准上面的象征性地位。
下面我们需要探究一下这种对“六”的崇拜根源。
首先看晋平公生病时秦医和所论的观点：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左传.昭公元年）
这就是说，由于先秦时期人们不理解地球自转和公转的道理，所以认为白昼和黑夜与阴阳风雨一样都是由六种“气”行成。但是六气依据一定逻辑转化为现实中人可以感官的事物就需要降低一个维度，也即由六降为五，即变成了五味、无色、五声，并进一步基于五节也即五行而分为四时。所以万物由六降为五或者由五降为四，都是体现了由抽象的、形而上的逻辑具象化为更低数字为单位的事物，而能够为凡人所感知、掌握。一旦人可以掌握的事物超过了五而变成了六，则容易引起祸患，即所谓“淫生六疾”。
所以数字“六”所代表的是人类为之不断探求的自然规律本身，而人类由于认知或者客观条件上的各种欠缺而只好以五、四等低维度的数字来衡量现实社会。不过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对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有了相当程度的驾驭能力，所以也就不断低突破四、五的限制而以六作为标准。
譬如晋国史官蔡墨对执政魏献子关于上古“五官”的介绍（前513）：
……故有五行之官，是为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这里首先介绍了上古时候按照“五行”而设立了五种职务，以及不同部落的能人分别出任这五官的事迹，整理成表就是：
上古五官至六官的演变
这里所谓“木正”也就是主管营建、工程的主官，而火正、金正主管冶炼、铸造和取暖，水正治水，土正则主导农业。
不过随着生产力日益发展，农业逐渐被划分为土地本身所对应的“社”以及农作物所对应的“稷”，也即农业生产不再单纯靠天吃饭，依赖于土地的肥沃，而是更多地依赖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作物品种的引进和改良。这一从观念上的五进化为六的过程，又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深刻的变革，也即大禹治水以来人们逐渐更加愿意相信人能胜天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成熟。
在此背景下周代归纳并演绎出以《周礼》“六官”为框架的政治体系，并依据不同邦国所面对的邦际关系、历史传统和现实格局而有不同体现，不过究其根源则同出一门。
以上，笔者用一定笔墨逐个分析了《左传》所介绍时代主要诸侯国的卿制和军制的大致形态以及内在逻辑。下面我们将回到《鲁春秋》系列的出发点，从鲁成公二年（前589）的卿制和军行开始，对鲁国半段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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