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中的老婆对我意见极大。人家每个人都挣钱去了，单独你留下打官司。难道你自己就不给他们提出来吗？
我知道老婆的意思。我开不了这个口。法院打官司是我自愿。劳动局一场全军覆没，我也始料未及，我并没有律师的执照也就没有资格提报酬，同事一场我只是捎带他们一把。况且我也不能确定就能在法院翻身。再者，引起统一战线的分裂是何等亲者痛仇者快？老罗不厌其烦地强调“要团结”。既便如此那些承诺上诉的人中除了我老罗老赵对官司表现出的兴趣已经都不是很大了，更多的是面子。我，老罗，老赵都是被自己的面子绑架了。没有律师令那些人失去信心和耐心。我逐一拜访他们确定人数。其中就包括老罗的一个妹妹——红姐。红姐这个人可以说是叱咤风云。厂内地位仅次于老板娘和主管。红姐见到我说没有律师她放弃了。还有些不好意思，问我“能成吗？”
我拿出在厂里一贯的姿态，“成不成我也不知道，法律我也不懂，反正每个人都抱点希望。我抱的最大。”
如果说补偿金的话红姐该是最多的，她职位高工资多，最应该去打官司应该是她。老罗得知后也是无可奈何。我对老罗讲每个人应该清楚，凡去了劳动局审请了仲裁的，从那个时刻开始，就没有可回头的路了。拿到补偿金是唯一。我对老赵说我是我们中间最坚决的一个。他不以为然，“老罗比你坚决。因为他弟弟。”老罗的弟弟受工伤离开，毛没给一根。
我要求大家除了向法院提交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外还要提交本人的3月份电话清单，和社会保险缴费明细。你工厂不是说3月初通知每个人回厂上班吗，你提交电话清单不如我提交电话清单，证明“3月初收到回厂上班的通知”纯属捏造，电话清单接听电话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工厂电话号码。老赵清单中出现了工厂主管的手机号码，我眼光扫到老赵“给主管拜个年”不行吗？幸好仅有一个。
我在起诉书里写“3月初是发放一月份工资的日子，通知领取工资尚在情理，但工厂是在3月末发的一月份工资，就是因为领工资后得知不可以上班才引起的劳动仲裁”“说3月初通知上班恰能说明3月初没有发一月份工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以工厂不能提供劳动条件，拖欠一月份工资为由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并申请补偿金33.9万元。庭审时，工厂不能提供工资表原件。我已提前向法院申请了调查取证。他们硬装作不知，法官只得“限三个工作日交到法院”作罢。律师又妄想祭出亲情牌这一手法，刚说这个“罗志平是老板娘的亲表哥”这句话的一半就被法官打断，法官要求他不要讲与案件无关的话。这时老板岳父吴伯有点慌，不停起身向律师交待什么。结束后律师冲着老罗，你们是亲表兄妹，何必呢？哎呀呀……大概是找回厅上法官刚才喝止他的尴尬吧。
律师是老板娘从老家找的，他认识老罗。
我出来法院对老赵和老张说“这次有60%的把握了。”老赵说“90%”。老赵这个人，我经常给他开玩笑，他却从不与我开玩笑。
我女儿在8月份出生了。9月7日雷法官约我和朱国富进行最后调解。我们拒绝了调解。9月9日领取了判决书，赔付33.4万元。我先是通知他们所有人，然后找了一个工作，很快我就上班了。女儿的奶粉钱一分没有，我慌了。“你赢了官司输了一个家。”老婆流着泪对我说。但是我没有办法放松自己。对方还有上诉中院的机会。
我确定自己能够边上班边赢官司。接到上诉通知书后我把老罗他们召集过来，除了按手印外我还觉得我可以明目张胆了，说“抽烟没钱”。老罗连说知道知道。他们凑了1600块由老赵转交给我。我承诺会记清楚我所垫付的钱和误工费。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让我张口我就不爽。但听老赵说，收钱时老罗两口子吵起来了。几天后老罗又向我转了500块。
中院不打算开庭审理，只是问询。要求我提交一个案件情况的书面说明。我重新翻找了工厂上诉提供的材料包括我们初审使用的一些证据居然发现初审没有发现的问题。有四个人的劳动合同被篡改；社保保险缴费参差不齐。有的人只交了一种，或者工作三年只交了半年，只有老罗交得多一些，其他人算起来一半都没有。仔细算了每个人欠缴的保费合计30万之多。我后悔当初开庭时没修改请求事项。我们应该申请工厂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啊。既然到中院了，反咬他一口吧。中院询问时每个人都到场了。工厂到的律师，阿伯，老板妹夫水哥。重复了一遍初审时的东西，我还是重点突出工厂证据做假和工厂违反劳动合同。我也知道是我们申请解除劳动关系，就再无力去证明厂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了。快结束时，律师从包里取出几张纸一样的东西，对法官说，是他写得的“案件说明”。随后法官问我们接受调解吗，“打个折嘛。”
我问法官，调解后执行是否还需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那不一定。需要申请当然申请。“一定会申请的。凭我们自己对工厂的了解。”法官笑了起来。我逐个征求意见，他们都点头。无奈之下说“可以打99折。”不能这样打哦，80%，60%，这样打。法官笑着说。“那就80%嘛。”老罗冒出来一句这样的。我有点傻了。忙补一句，“80%必须当场兑现才行。”
法官要求我们先出去外面。他们与厂方人员商议赔付比例。
最后说厂方不同意我们80%。老罗出了门口就对众人说，律师给法官送钱了。他看到了。我示意他闭嘴，你的案子有多少钱？人家中院没有比你大的案子了？几百万上千万的案子送钱能让你看到？老赵讲劳动仲裁之前老罗向老板娘只要求2000块钱补偿，我信了。
离开法院时老罗抱拳向我致意“老孟拜托了”“80%不能再少了”。随后的时间里中院的意思还是调解“工厂答应你们的80%了。”我问他能不能不用我们申请强制执行啊？法官回，不可能。也强调了等判断书的时间问题。已经是骑虎难下了。我和朱国富去参加中院的调解。律师，吴伯，主管到时，我和朱国富在大厅椅子上着等法官到场。吴伯冲过来指着我，“忘恩负义”“老是上着班睡觉”等说个不休。见到朱国富，又冲他凶。他们三个人扎成一个圈。把我们围起来，我拉了一把老朱，不要在这里，听他叨叨叨干什么！要掏钱出来了是要红脸的，理解。
我和老朱找另外一个台阶坐下。主管过来商量能不能少点，他搂住我的肩膀讪笑着，老孟，少点。主管在厂内是老大，我听到的大都是命令式要求式的。这一次味道变了。我对主管说，老板娘已经答应80%了。主管愣住了惊叹”她已经答应了”。莫非他真不知道？我马上判断主管又想讨好老板娘。法官招呼我们进调解室。材料都弄好，律师先开口，他说他有话要我们带给老罗，我说你和老罗住那么近有话直接说给他多好？那律师又没话找话的说，他七月份在湖北着手另外一个案子，一听说这边的情况，就知道完了，肯定不行。我忍住没有提醒这个律师，我们初审的开庭日期是7月14日出庭的律师不就是你吗。看我在填写每个人银行卡号。律师又问法官，把钱转给胖子一个人，他们自己去分，可不可以。法官说不可以。他自言自语，胖子，好人！他称我“胖子”。是在逗我吗？他不知道我只允许类似老罗老赵这样的人才配称我“胖子”，尽管他们都不。阿文偶尔叫。
调解书上有这么一句，“工厂向十二人支付补偿金XX元，如果到x月x日没有支付，十二人可以向法院以全额的“80%”申请强制执行。”
我示意律师把80%改成全款。律师不肯，我这不是在给你签合同。虽然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我只是问了一句“改不改？”律师说，不改。老朱，走。包括法官在内都僵坐在那里。“我们等判决书。”
路上我不停的咒骂着，妈的，还在屌，判决书下来之后看你屌。调解本来就是个错误，什么阶段了还调？回去的路上老朱明显没有来时话多。过了一个春节，等到4月份，老罗又等不急了。让我去法院问。我都打了法院的信访热线。法院承认比较忙，晚了几天。4月28日拿了判决书，“证据不足维持原判”。5月13日拿了生效证明书。6月20日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7月29日去法院签字确认领取补偿金。当时有老赵向我提了一句“打官司花的钱你不是都记了？记得算出来所有人今天都在。”
“我又没准备这件事。”每个人对补偿金兴高采烈蜂涌而至的模样。就如同一群饿疯的猪扑向食槽子你落下什么东西等它们吃饱再进去找吧。
8月12日补偿金到帐。8月16日我请了三天假，看了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的三场比赛。8月22号我生病住院了。来看望我的都是我不认识的老婆的一些朋友。她感叹和我一起打官司的同事们已是各自东西不见人影儿。11月15号我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信息，误工费加复印材料我垫付了3410元。误工费每次请假150元计算，其他两个委托人误工费老赵450元，老朱900元。按补偿金额分配比例算出来是1.4%都被我收上来。最后还差朱国富86块，直到2017年2月我发了红包给他，收到红包老朱回了句“谢谢”。我总算知道律师最不愿帮劳动者打官司的原因了，像最后的这个结果，应该就是律师能做到的结果了吧？可是免费到如此程度，哪个律师又能做得到呢？而且最终空留这样的一个冷寂予我。
事情过去很久了。我不纠结荡然无存的友情。我和他们都有着麻木的神经。原本就不存在的友情你承受的起吗？我只是在纠结，在当时情况下我如何未能锁定工厂“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不是仅仅能证明违反劳动合同。而且，这个纠纷本是微乎其微的小事。即便不请律师，也不应拖延至一年半的时间。表面上我们是拿到了补偿，事实上我们的遭遇应该得到双倍的补偿。即传说中的赔偿金。那么多的保险费无处申讨。我们并没有胜利。我们少不了老罗失去表妹的叹息，少不了老赵他们那一群人的迷茫和重新寻找也少不了红姐在二审阶段打来电话问“她还能不能参加”的心愿和遗憾。我也发誓今后不会再打这种没有意义的官司了，因为我自己不但没有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平，而且浮躁的心理更成为大忌。仲裁前的“恶搞”成就了我的败笔——仲裁前我们没有从劳动局手中接到过对方的证据，纵然是伪造的证据也没有收到。学习的路还太长。也许我终究不能理解老板娘经营管理工厂时的那份骄纵恣意是来自她的学历背景，法国老公，还是来自故土乡亲。也许终究不能理解工人们在老板面前就没有了嚣张和想像的权力只有被动和屈从，当然也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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