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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四年，当时担任尚书仆射的杜如晦身染重病，心急如焚的唐太宗李世民多次派遣名医救治，杜如晦却还是不幸去世了，年仅四十六岁，唐太宗痛哭不已，以至于三天不能上朝。
八年后，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去世，悲痛万分的唐太宗为他赋诗一首，哀叹道，钟子期死了，伯牙就不再鼓琴了，那么我的这篇诗，又写给谁看呢？
贞观二十二年，宰相房玄龄病重，唐太宗亲自前往病榻看望，当场授予房玄龄的两个儿子很高的职位，为的就是让房玄龄生前就能看到儿子的成才。房玄龄去世之后，唐太宗再次废朝三天。
为什么这些臣子的去世会让一代英主唐太宗如此痛心？单纯用爱惜人才解释似乎还有些牵强。其实，这主要是和唐太宗早在秦王时代就和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等人结下的深厚情谊有关。以上几人同属于一个与唐太宗李世民亦师亦友的超级智库，史称“秦府十八学士”。
除了上述几位，名臣褚遂良的父亲——文学大家褚亮，后来成为国子祭酒的孔颖达，以及多年后深受武则天重用的许敬宗等人，都在这份“秦府十八学士”的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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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招募十八学士，自然是为和太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做准备。
身为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并不是第一顺位的皇位继承人，觊觎皇位的他朝思暮想，希望招募顶级人才，和太子抗衡。
可无缘无故地广纳贤才，显得居心叵测，李世民需要一个可以掩人耳目的机会。好在，这个契机很快就出现了，当然，主要是依靠李世民自己的战功争取到的。
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一举击败了唐王朝的两个重要对手，一个是夏王窦建德，一个是郑王王世充，并且把两个人俘获到了长安。
李渊龙颜大悦，准备好好封赏李世民。可李世民已经是秦王了，还能如何加封呢？
李渊本着“没有岗位就创造出一个岗位”的创新精神，设立了唐代的限量新职务——天策上将，封给了李世民。
天策上将的职位，除了确立了李世民“两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以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可以设立天策府，独立办公，为渴望人才的李世民大张旗鼓的搞人才招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很快，李世民在天策府的西面建立“文学馆”，面向全国招募饱学之士，一共有十八人应聘成功，这也就是“秦府十八学士”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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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文学馆”之后，李世民和这些人确实谈论了一阵子文史，也探讨了几次经籍。
可李世民招募这些人过来的主要目的，终究不是为了舞文弄墨，谈玄说妙。集齐最强大脑，用权谋争取皇储之位，才是核心宗旨。
很快，文学馆头脑风暴的主题就变成了“争嗣”，也就是争夺太子的位置。
要说李世民给十八学士的待遇着实不薄，锦衣玉食，享有五品俸禄，但这份工作也相当辛苦。
李世民喜欢深夜办公，常常是“闻鸡即起，深夜问计”，这十八学士也就只好“两班倒”，随时待命，作息时间估计和如今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员工差不多。
十八学士中，腹有良谋不在少数，在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夺嫡大战中，也贡献了不少好的计策。尤其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是立下赫赫大功的角色。
历经五年的顶级头脑风暴，在武德九年终于结出了硕果，虽然硕果上残留着太多手足相残的血腥。
在缜密的布置下，李世民发动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杀死了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
此后，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总揽国家大事。不久，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
在这场震惊千古的宫斗大戏中，作为李世民顶级智囊团的“秦府十八学士”功劳不小，其中的房玄龄、杜如晦和虞世南等人后来又被列入“凌烟阁二十八功臣”中。
唐太宗即位后，把文学馆和修文馆合并，成立了弘文馆。这里，既是国家图书馆，也是皇帝招纳文学之士的地方。
此前的秦府十八学士进入弘文馆的，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盖文达和许敬宗等人。太宗将自己的心腹之人与饱学之士选入了弘文馆，弘文馆也就此成为秦王时期秦府文学馆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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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招募秦府十八学士的初衷在权谋，但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对唐代教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们成就了最直接的教育对象，也是后来成为唐太宗的秦王李世民的文治武功。
聘请十八学士入馆的时候，李世民才刚刚二十出头，而十八学士中，年长的虞世南等人已经是六十几岁的宿儒了。在戎马生涯中度过青年时代的李世民，胸中文墨有限，在学问方面，只有请教的份儿，与其说是和十八学士互相研讨，不如说是一个高端的“多对一个性化辅导”。
在这些亦师亦友的学士们的指点之下，李世民的学问进步很大，在书法、诗歌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今天，当我们翻开《全唐诗》，开篇就会看到李世民写的《帝京篇》，虽然放在这个位置，显然是有他的身份尊贵的原因，但通篇读来，既有磅礴的气势，又有深刻的感悟，不失为一篇佳作。
而唐太宗在历史上，因为文治武功而被称颂，与十八学士这样的智囊团的朝夕陪伴有重要的关系。
从文学馆演变为弘文馆之后，学士们教授的对象也从秦王一人，延伸到了皇帝国戚、一品官、宰相和功臣的子弟，人数虽然不多，精英却着实不少，弘文馆也就此成为唐代文化的重要熔炉之一。
除了对李世民的智力支持外，十八学士之间的跨界交流也碰撞出许多创新的火花。
十八学士虽然都是饱学之士，但他们的背景、年龄和知识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
区域上，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房玄龄来自山东，杜如晦来自陕西，虞世南是浙江人，而蔡允恭是湖北人。
而从出身来看，他们当中既有隋朝的官吏，也有王世充和窦建德等人的幕僚，服务于不同的集团，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此外，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其中既有像虞世南这样谙熟经典、通晓历史、而且擅长书法的通才类人物，也有专注于经学的孔颖达，在史学方面造诣精深的姚思廉，以及对于各个氏族大家家谱了如指掌的李守素等专业性人才。
这样一个老中青结合，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的群体，既有精深的理论，也有丰富的实践，彼此之间互相启发、互相渗透，每个人的学养也因此得到了丰富。入馆时42岁的房玄龄和36岁的杜如晦，充分汲取其他学士的理论和实践，此后，成为贞观年间唐朝政治舞台上最闪耀的明星，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长于决断，时称“房谋杜断”。
太宗即位后，十八学士除了参与政务之外，还把比较多的时间，投入到了编纂书籍的工作中，很多人都可以说是著作等身。
姚思廉，和另一位唐代名臣魏征一起，撰写了《梁书》五十卷和《陈书》三十卷，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二十四史中的两部。房玄龄负责监修国史，撰写了《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孔子的后人孔颖达和颜回的后人颜师古强强联合，编写了《五经正义》，一共一百八十卷。在诗歌方面，十八学士同样造诣非凡，《全唐诗》里收录了褚亮和虞世南等人的多首诗歌。这些，都是秦府十八学士为后世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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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功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结局不同，秦府十八学士当中，除了少数几位如杜如晦英年早逝外，大多数人都得以善终，有四位学士甚至活到了八十几岁。而他们身后，也是极尽哀荣。
但唐太宗对于这些共同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同谋，除了深厚情谊，其实也怀有几分忌惮。尤其是参与编撰国史的几位，太宗不时担心自己和兄弟手足相残的事迹，会被编修历史者以他难以接受的方式记录下来。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向房玄龄索要《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观看，理由是用来自我警醒。这严重违背了历朝皇帝不得翻阅当朝历史的传统，房玄龄据理力争，太宗却还是坚持要看。于是房玄龄等人只好把国史的缩略本交给太宗审阅。面对着这个皇帝自观国史的恶劣先河，房玄龄虽然心中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尽管秦府十八学士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中成就了一段佳话，但并不是其中每个人都能在青史中留下美名。
唐太宗去世后，秦府十八学士中的许敬宗，联合因为笑里藏刀被人称“李猫”的中书侍郎李义府等人，积极拥立当时的武昭仪成为皇后，将太宗的托孤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一一铲除。
更为后人所诟病的是，许敬宗在编修史书的过程中，经常根据个人的好恶大肆篡改历史。对自己厌恶的人大加诽谤，而对和自己有裙带关系的人物却不吝溢美之词。这样的奸佞之举，在许敬宗去世后不久就被人揭发。
在《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中，许敬宗都被作为反面典型反复提及，这也成为“秦府十八学士”佳话中的一段不谐之音。
千年的历史风烟散尽后，在观看临摹自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十八学士图》之时，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当年的顶级智库与秦王李世民烹茶抚琴、讲经赋诗的情景。而始于高祖和太宗时代的这种精英教育传统，也拉开了唐代官学繁盛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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