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以每天看两个人物的速度，将《人物》杂志的女性专刊《柔与韧》读完，其中，最深的感触是，这些在一定领域做出成就的女性，有各自的人物特性，又有普遍的属性，个性和共性交汇的一点是“做自己”，当中的每个女性都在“做自己”，也因为是“做自己”，她们每个人各有各的不同。
书的名字《柔与韧》恰合我对自己的期待，——“温和而坚定”，如《道德经》所言“上善若水”，水无形，无形之势，却可抵万物，“韧”是过程，是行动，“柔”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
“韧”是历经苦难、不懈的追求与对自我的坚持。
“柔”是简单纯粹、不骄不躁的自我。
以下，不同的人物代表呈现不同的属性，其实是他们的共性，只是专访有所侧重，每个人呈现的是其核心特质，但我们读书，当有所总结，最好能为我所用，而作为规律的共性应该被提炼，对我们的人生具有指导意义。
完美主义
董卿、文宴、马可、苏芒是完美主义的代表，董卿是主持人，文宴是导演、马可是服装设计师、苏芒是杂志主编，她们的共同点是力争在自己所追求的事上，做到毫厘不差，像强迫症一样，很辛苦，但也是这样，才能有最好的呈现。
董卿：我要把那个2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回忆嘉宾的语速，进入到他讲话的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2万字划成2000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文宴：文晏永远处在一个不满意的状态中，不满意吧，她也不抓狂，韧劲儿在骨头里的人，永远是个行动派。杨红雨记得，片子当时送到法国做混录，日程表都排好了，在那之前必须把画面剪定，结果就在把片子送到法国的前两天，文晏还和她又改了一个镜头。
马可：马可有一双“入木三分”的眼睛。200种面料，1分钟辨别毫厘差别，挑出最需要的几块。她的严苛挑剔以及过于追求完美的个性常常让下属感到压力重重。一种极强的距离感，像“挂在墙上的图腾”。她毫不留情地指责一位高管，那个人已经非常累了，做完这场秀立刻辞职了。
苏芒：苏芒的编辑说：“我认识她7年，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哭，她以前哭都是因为感动，但这一次我看到她真的是出自一种绝望和无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吸引她的，就是她要做得比别人好，包括这个晚宴，她当时的崩溃也是因为她已经参加过前一个晚宴，她能察觉到我们的东西已经没别人好。”
只有不断的追求完美，才能让所做之事渐入佳境，而生命的动人之处，也正在于那些无法抵达的“完美”，不断吸引着我们前行。
苦与痛
苏芒曾经说过她很不喜欢那种人物专访，说一说人物的起点，再说一说现在的成就，中间的十多年全省略了，而她的杂志就是要让读者看到，每一个你所羡慕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熬的是什么？熬的就是苦与痛。
李娜：11岁时，李娜进入湖北省队的集训队，师从前亚洲冠军余丽桥。在那里，她没有犯错的权利，如果一件事被说了两三次以后还改正不了，教练就会发火。如果一个动作连续失误，就会在“滚滚滚”的斥责声中被推下场。没有表达情绪的权利，如果哭，教练会说：“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如果不哭，教练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
最后，甚至连告别的权利都没有。李娜在深圳打完青少年比赛回武汉，来接站的是叔叔，叔叔先领她去吃了早饭，然后把她带去爷爷奶奶家，在爷爷家楼下，她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那一年，李娜14岁。
爸爸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李娜说，因为“好好打网球、拿全国冠军”不仅是父亲留下的遗志，也是帮母亲赚钱还债的途径。她形容那时的自己“倔强、忧郁，坚硬得像块石头”，在自传《独自上场》中，李娜如此写道：“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
颜宁：此前她因为做出可溶蛋白的结构第一次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觉得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了，状态“很狂妄”，所以决定去挑战当时最难的膜蛋白结构。但颜宁低估了这个课题的难度，每做一次实验结果都是负的，她形容自己在那段时间就像“行尸走肉”。最严重时，她因为被接连失败的实验结果所打击，连续14天没有写实验记录——每天写实验室记录是实验室的要求。等醒悟过来时，她直接在实验记录本上为这两周写上“阴郁的日子”。但一年多后，颜宁就做出了实验室的第一个膜蛋白结构。
马可：他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马可通宵达旦赶制衣服的画面，“有时苦到，她说流了一盆眼泪，最后作秀时，一星期都没睡，最后已经累倒了，都病了”
文宴：腰上裹着固定的那个东西，疼得都不行了，但是，你也看不到她怎么委屈啊。她不会说‘哎哟，我太疼了’什么的。她也没有特别说，‘啊，你们都不用管我什么的，我没事儿’，她也不会说这种话。”这是杨红雨眼中文晏身上特别硬的东西，她不会给自己找什么借口，“在现场就跟没这事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她那个韧性特别大”。
贾静雯：离婚争女又让她那张被刘德华评为“170厘米以下全台湾地区最美”的脸憔悴到变形。贾静雯差一点就放弃了抚养权，可是她不想让自己对女儿的爱被恨和抱怨取代。随着离婚而来的便是独自带女儿的心酸时光，紧绷得贾静雯差点成为《黑天鹅》里面控制欲超强的偏执母亲。
现在会觉得，难怪有些时候我看她睡觉会忽然流眼泪，会心疼她，现在想起来好像也是心疼我自己，会想抱她，想要给她很多，我在给她爱的同时也在爱自己。
贾玲：刚毕业的两三年，贾玲只能接到零星的演出工作，用跑剧组、酒吧打工的收入“养”相声事业。贾玲说自己当时住在一个胡同的小平房里，月租500元，一进门就是床，DVD堆满柜子，狗来了都得竖着摇尾巴。
蒋璐霞：熊欣欣要求严格，进组拍摄的第二天，她从玻璃房子里撞出来，碎掉的钢化玻璃扎进了指骨，缝了7针，两天后就要拍一场竹架上的打戏，导演嫌手上的绷带太假，让她拆了。拍一场，流血了，换了创可贴，再拍，最后竹竿上血迹斑斑的，都是她的。
经纪人吓哭了，给公司打电话要求毁约，“小霞太遭罪了，这不叫拍戏，叫玩命”。蒋璐霞不愿意，打了50多天，拍完了整部戏，后来别人问她，在香港拍戏都去哪儿玩了，她答，只去了医院，中医、西医，拉着去，再拉着回来。最后得到片酬12万，和公司二八分，拿到了两万四。
那时候她特别怕坐车经过减速带，或者车轧着石头，只要颠一下，她脖子立刻就疼，手马上全麻，疼到不行。所以只要一上车，她就扶着脑袋，不敢晃，四处求医去治她的脖子，拍戏挣的钱，全搭在医药费里了。
等戏的日子，蒋璐霞没有放弃训练，这是吃饭的本事。健身房太贵，她想了个办法——在网上买团购券。15块钱一节课、一次试练，但是一个健身房只能用一次，她就每次换不同的健身房。“如果北京有100家健身房，我至少跑过80家，你去调监控，都能看到我。”
看她们承受的苦与痛，会想到那句上帝给你的所有东西都是标好价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
同时，也会去想，这样的苦和痛她们是如何承受下来的？
我心中的答案是“追求”，李娜追求“实现父亲的遗志”；马可、文宴追求极致的呈现；贾静雯追求给女儿最好的爱；贾玲、蒋璐霞追求心中的梦想。
她们有的是因为热爱，有的是因为责任。
“热爱”与“责任”让她们扛住了大多数人扛不住的苦，这是人的韧性，就如同，你举重本是50kg级，不断地练，不断地练，就突破自我，到了60kg级。
做自己
海清：我以前会在乎别人喜不喜欢，因为你演戏不仅仅是为自己，总得跟观众有共鸣、有交流，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喜欢、坏、赞美对于我来说是浅层意义上的东西。一切的问题不在于外界给你什么样的称呼，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如果没有赞美，没有好坏、掌声与唾沫，你还会干这个事吗？我想想，如果真的没有人看，我还演啥。在这几年的这种矛盾中，我也找到了一个对自己的认知——哦，我演戏不是为了证明我能，是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和我能之间是不一样的。
笛安：刘恒发言时则像个大家长：“我希望孩子继续往前走，不辜负长辈的希望，我们完不成的任务由你们来完成，我是希望你们为整个文学大厦、为人类的精神世界，贡献你们的能量。”
三年后，面对《人物》记者，笛安谈起那场研讨会笑了起来：“难为前辈们，都是下午开会，上午再看一眼我的书。”32岁的她留波浪卷发，背香奈儿包，穿一件酒红色露肩毛衣，喜欢谈论生命中的故事、对文学的理解、创作的辛苦，但并不关心什么“使命”。媒体称她为连接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他们开心就好，”她笑着说，“其实是大家希望我去完成这件事……但你对写作的梦想完全不包括他们的期待。”
李一诺：她意识到，她需要“赢”，想赢。而之前，她不过是“想被认可”。她花了大量的时间来适应自己的野心勃勃。从不大敢公开讲自己想成为合伙人，转变成主动去找所有合作过的同事聊，去获得他们的支持（麦肯锡的全球合伙人的评价机制是，公司会委派一位与申请人无任何接触的资深合伙人做甄选者，他会寻找申请人过去三年里共事过的同事听取反馈，最后形成一个综合意见）。
聊着聊着，李一诺觉察到，这种“想要就要”的自我暴露反而让自己更真实了，“承认自己不够好，这就是我，真实地去跟别人讲我现在的想法，我擅长什么，我享受什么”。
马可：我不在服装圈里混，也不在艺术圈里混，我不属于任何圈子。”马可对《人物》记者强调。她不看秀，不逛街，甚至连时尚杂志也懒得翻。以惜字如金的态度，她谨慎对待媒体，极少接受采访，深居简出，对出镜持有常人难解的抗拒。
与成为成功人士相比，她更喜欢安静的生活，白天工作和照顾女儿，晚上读书、学习。最后，马可提醒同学们，做设计要“关起嘴巴、打开心灵”。
文宴：我们花几个月的时间做声音、混录混了三个星期，每天一场戏一场戏地去混，海的声音、风的声音，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帮助叙事，帮助塑造人物和她的情绪”。但今天，中国观众基本不具备欣赏这种质感的能力。“烂片太多了，他完全无法意识到这些东西，他习惯听那种没有质感的、空的、一下子压过来的声音。”
“会觉得自己的辛苦被辜负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文晏稍微停顿了一下，脸上转而有了坦然的神色：“不，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我没觉得被辜负，是观众辜负自己，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是可以给人生带来美好的，他们完全享受不到，也体会不到电影的价值。”
苏芒：入职19年后，苏芒依旧斗志旺盛，极具感染力。“她总是打鸡血的状态。”她的一个编辑说。
“我觉得如果我不在亢奋状态中，我就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苏芒说。
苏芒的梦想偏偏是这个，为什么不是清晨烤蛋糕，或者开着二手车漫游世界？
苏芒停下来，思考着，最后她说道：“对。好像有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克服不了一般人都能克服的问题，譬如说，谈个小感情，弄一个小煽情、小文艺，我弄不了。你让我干一个大的，我就直奔主题解决。
徐静蕾：小时候觉得我特别不幸，觉得怎么就我那么倒霉”，现在，她却越发觉得，人生就像父亲所言，感情过于细腻和脆弱，对生活毫无用处。原来，父亲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教她如何自处。她不愿意混圈子，讨厌参加时尚活动。徐静蕾说：“从小我们家教育我应该读书和学习，是为了长大后来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拿着一酒杯，假装跟谁都很熟——是让我干这个事儿的吗？真心不是。说实在的，所以我觉得那事儿挺丢人的。”
闫妮：闫妮从来都是一个感受型演员。耿乐记得，拍戏的时候，闫妮和日常的她大不相同，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可以用“执拗”这个词。他说：“闫妮是从情感出发的，你让她说一句在她的感受里没有的对白，她觉得她就是说不出来。”
对此，张嘉译也印象深刻，他和闫妮合作《一仆二主》时，有几次吵到快要打起来了。闫妮不善表达，但对于她自己不认可的片段，闫妮坚决不演。但一旦她理解了人物，敞开演的时候，现场工作人员就乐得收不住。张嘉译说：“那会儿基本上她只要敞开了演，在场的演员就基本上都演不过她。”
贾玲：早上离开讨论室回家，天已经蒙蒙亮。她和张小斐抱怨：“我一个女孩，为什么要这样拼啊？”苗条漂亮的张小斐逗她说：“你不像我，我以后应该还嫁得不错。”
小品排出来了，有一个舞蹈动作是伸着一根手指扭腰。张小斐扭起来没有喜剧效果，但贾玲一扭，大家笑得不行，都说只有你能扭出可爱的感觉。贾玲挺得意的。喜剧演员的身体即创作材料，她觉得与身体和解也不错。“那就不减肥了。”贾玲说。
蒋璐霞：她努力地想获得新的机会，又耿直地与圈子的运行逻辑为敌——一般来说，女演员要红得长久，就要拓宽戏路，要转型，漂亮的女孩儿，就应该多演感情戏。但在当年的采访里，有人问到她是否接受吻戏，她脸红了，问：“武打我就不用替身了，但这个可以用替身吗？”
“做自己”，是慢慢意识到生而为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从而接纳自己，发挥自己所长，实现自己所能。
海清意识到不是“我能”而是“我喜欢”，因为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我喜欢”可以帮助你从“不能”到“我能”，如果停留在“我能”反而成了一种限制。
李一诺强调“赢”，而不是寻求认可，因为认可是主观的，摇摆不定，但赢却是客观存在的，它会让你的追求更坚定。
笛安与文宴的“做自己”，是坚持自己的思想，坚持自己在创作上的需求，不会为了期待，也不会为了迎合观众，而是只做自己认为对的。
马可和徐静蕾的“做自己”，则是出淤泥而不染，不谄媚，人群中坚守自我。
苏芒、闫妮、贾玲、蒋璐霞，则是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是什么，去放大自己所能，去收敛自己所不能。
她们的成功，并不是被多少人所认可，而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她们的一生，不盲从、不屈从，不在意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是始终朝着心的方向。
从这点而言，成功是有定义的，人设，也确有好与不好的分别。
装出来的好，最终亏待的是自己，失去的也是自己。
回归简单
完美主义，带来了不断地探索与追求；
承受苦难，是找寻自我的必经之路；
做自己，是化茧成蝶，是在复杂世界里，对我之所以为我，了然于心。
她们，都是公众人物，将自己推向公众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场“自我”与“公众”的较量，不仅是她们，就是芸芸众生，也都在面对“自我”与“他人”的较量，需要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本就从“自己”出发，但很多时候不安于、也不甘于那个与生俱来的自己，我们渴望更多的成长，更有力量，我们通过工作、爱好，不断地“做”，打磨、打造着自己。
有过崇拜，有过模仿；走过困惑，走过迷茫。
从琐碎与复杂中抽身而出，人世最难的，也最简单的是“做自己”。
三毛有句话：“成熟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天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 ”
我们为什么追求天真，因为天生的真实，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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