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2016年9月份，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余秀兰的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引爆朋友圈，题目叫做“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由微信公众号“半城”推送。

余秀兰教授极其精炼地指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之现状，即，“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一是“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一位两个孩子均在外打工的家长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的！”“以前村子里的人都认为我目光短浅，瞧不起我，现在，他们好多人反过来求着我，让我儿子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念大学又怎么样，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机会多的是，不是非要上大学。”

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发现，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由此可见，认为“读书无用论”再次泛滥的结论并不正确。中高层从未说过读书无用，相反，他们更加疯狂。

二是“疯狂的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与过度重视”

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根据今年七月的一则新闻报道，一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从中国不断高企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便可一窥全貌。

而一条新的道路越来越成为新中产阶级的家庭标配，那就是读私立学校和出国读书。2016年6月10日，南京某私立学校的幼升小面试中，5086名孩子竞争216个名额，录取比例破23:1。而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与该校针对出国留学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关系。

三是“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现象挑战”，即所谓的“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二代”现象反映了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在地位获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下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影响下代的地位获得，即上代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在地位获得上取得优势；另一方面，上代可以直接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代获得较好的职位。

的确，余教授对教育阶层分化现象的陈述入木三分，让人们更加清晰了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之乱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余教授对造成当前教育乱象的原因分析，则过于学究化，充其量是隔靴搔痒，未能触及当前教育乱象之痛点与根源。

受社会学社会结构思维的影响，余教授把根源归结于“社会结构”，认为“教育能否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由教育本身决定的，还受社会因素制约，而且归根结底是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

在社会学研究中，“结构论”是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也是一个近乎空洞的正确废话。各式各样的研究，最后都会落脚到社会结构的身上。

确实，“结构论”在解释性上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在行动性上却会陷入无能为力的困境。因为，病因在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是一个抓不住、摸不到的东西，又如何进行改变呢？特别是社会结构是长期变迁累积的结果，即使想改变，恐怕也无力回天。

余教授在文末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是合理的现象吗？政府的责任何在？父母该为孩子的阶层负责吗？这些，或许都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实，当用结构论的思维来看待这一问题时，就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一问题是无解的。正如余教授自己也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无法给出答案一样。

其实，看待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之乱象，也包括其他社会现象，必须摆脱“结构论”的羁绊，才能找到改变现状的行动着力点。

我以为，与其用“结构论”来解释问题，不如用“规则论”来解释问题。因为结构是近乎不可改变的，而规则则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只要社会在广泛范围内达成共识。

如果用“规则论”来审视余教授提出的“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新的发现，即，所有的现状，都是规则的结果。

一个常识是，在高度强调制度、规则的当今社会，任何一种行动的背后，实质都是规则在发挥作用。如，在农村，可以横穿马路、随地吐痰，甚至随地大小便，但是，到了城市，却必须遵守交通规则，按照城市文明公约来行动。如果违背规则，就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轻微的是金钱上的惩罚，严重的就是付出生命上的大家，如横穿马路导致交通事故，等。

行动模式在城乡表现出来的迥异，无疑是可以用“结构论”来解释的，因为城乡所在场域的社会结构不同，所以导致了行动模式的差异。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指出来的那样，如果沉迷于“结构论”，就必然会导致“无力论”。事实上，行动模式在城乡间的表现差异，根源就在于“规则”的巨大变化。正是由一系列“规则”支撑下的城市文明，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才最终导致了人们对城市规则的认同、接纳与遵循。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乱象的解释。不是结构，而是规则，造成了当前中国教育的病入膏肓。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领域发生了两次根本性的规则变化：

一个就是1977年邓公复出后重新恢复高考。通过国家组织的公平、公开高考，以一张试卷的形式，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处于起点公平，集体性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进而获得了一个向上流动、改变命运、改变阶层禁锢的机会。

另一个就是自21世纪初风行全国的所谓“素质教育”论。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批判了素质教育乃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恶政。素质教育本身是对邓公“一张考卷定终生”这一相对公平的高考选拔制度的全面否认，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暗门来招录。

为什么“底层放弃教育”？因为素质教育，并非是一个人人玩得起的公平游戏。

素质教育，要你具备世界眼光，可是你作为一个寒门子弟，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能有啥世界眼光？素质教育，要你懂得琴棋书画，可是你连温饱都成问题，能懂啥琴棋书画？素质教育，要你掌握各种技能，如航模等，可是你连最简单的玩具都没有，上哪儿去这些技能？

素质教育的新规则，简单而粗暴地以国家规则的形式，正式地把寒门子弟拒斥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使之欲学无路，上升无望，报国无门。在这样的新规则下，除了缴械投降，放弃教育，请问还有更优选择吗？

余教授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努力？你有什么理由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努力是你唯一的宿命。”可是，在国家规则的系统化、正式化排斥下，努力真的有用吗？如果有用，怎么会出现“底层放弃教育”这样的现状呢？毕竟，你不能说，邓公规则下的上一代可以学习很努力，而到了这一代的底层就不努力了，也不能说，在当下底层学生就不努力，而只有城市学生在努力。这是说不通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中产过度焦虑”？答案也是明确的，那依然是新规则的结果。在素质教育的旗号下，素质教育被分解为各种指标，如各类竞赛成绩、社会表现等等。与一无所有的底层不同的是，中产阶级刚好有点闲钱。特别是，作为中国第一代中产阶级，他们有过太多不愉快的记忆，故，为了孩子不再重复自身的不愉快记忆，他们不惜代价，培育自己的孩子，试图让自己的孩子过得更好。之所以陷入焦虑，就是因为在素质教育下，各类暗门大开，如高考加分，自主招生等等名堂，就是让中产阶级看到教育直通车的后门希望。毕竟，对于普通中产阶级来说，能有一个公开的排挤底层的走后门机会，非常难得。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人情社会中，只要留有后门，苍蝇就会蜂拥而至。

为什么“上层不玩中国高考”？同样是规则变化的结果。在邓公教育路线下，上大学是“逢进必考”，坚持的是规则普遍主义，例外只是极少数情况。而在素质教育的名义下，各类高校自己掌握的招生指标越来越多，运作空间越来越大。当然，人都是利益人，高校也是利益化高校。见钱眼开，见权跪下，在高层的金元攻势与权力大棒下，高校早就为上层预留下各种直通车通道。如，不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寒门学子几乎绝种，就是像南京大学这样的地方高校，其本科录取的寒门子弟也少的可怜，不足三成。

规则，是一个行动模式及其后果的根源。只有超越“结构论”的大而空洞的理论解释，从“规则论”的角度，才能为中国基础教育的良性化，找到一个可以纠偏的切口与途径。

旧规则不死，新规则不立，中国基础教育导致的阶层禁锢，就始终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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