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支持社会建构论的女权主义数学研究者看来,基础数学在描述问题时所设置的情境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尽管任何情境的实际内容都依然是数学原本的那套极端理想化的演绎模型,但它们的外包装部分却意指和暗示着父法的存在,比如在将一个跑步模型抽象化成纯粹的数字和运算之前,其具象的内容却通过男孩和女孩平均速度的比值关系意指男性比女性更加健壮,或者女性被男性所挑选。当然女权主义者对待数学的傲慢态度让这些质控未免捕风捉影,然而只要是试图将数学语言翻译成生活的内容,就难以避免得被打上社会建构的标签。但人们依然试图如此翻译,并对这些翻译难以避免的不合理之处进行调侃,实际上数学模型的本体,从表面看,最主要的特征是极端理想化和演绎,二者难以在生活中寻找到对应关系。奇函数的世界里可是没有熵,也没有混沌理论的。翻译确立了数学的输出感。
再说极端理想化和演绎的关系,二者都不由得让数学具备了哲学的某些要素甚至是基本预设,然而数学系统输出的结果毕竟与哲学不同,一方面数学以其席卷全世界所有文明的数字预设,使得计算这种基础预设和十进制等复杂预设成为一般语境中最根本的共识,这种共识,毫无疑问是我们描述生活情境约定的标尺,而另一方面数学范式的各种内容也是物理学,化学等科学叙事的素材,但如果只看数学对应生活的关系,就会发现生活依然无法被精确描述,诚然数学具有比哲学更为广泛的共识基础,一般语境的叙事中仿佛数学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实物而哲学只是一团模棱两可的迷雾,但二者似乎除了形式和接受范畴并没有本质区别,同样的理想化,同样的演绎,最重要的是,同样以共识为基础。只是这种共识并不相似,甚至可以讲是完全不同。
这时回看数学系统的输出,在生活层面上的叙事自然无可厚非,如果不是刻意强调数学在一般语境中占据的话语霸权地位的话,它可以显得很无害,但是具体到物理,却存有难以避免的复杂尴尬。物理学同样是极简主义的范式约定,而文本的叙事词语和方法选择无非就是社会情境,经济发展速度,政治意识形态气候等一系列复杂关系网所共同编织的高度精密的话语合谋,在以数学为形式的叙事中自然难以抗拒数学带来的底层编码的文化预设,对于科学问题本体的叙事难以摆脱预设中存有的假设关系,这时极端理想化和演绎则都成为了隐喻。二者在数学系统中共同处于要素互相强化的状态,意指纯粹而绝对的因果逻辑关系,它本质上只是逻辑之内的产物,正如在实在界永不在场的实在的因果关系,它已经和科学从预设到范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包括量子物理学也只是通过一个极端的侧面以假设的手法反对了因果关系的内容,但依然默认了因果律原有的范式和预设。数学系统在生活和科学层面范畴的混淆让事件的发生不纳入任何因果关系的考量难以成为社会共识。毕竟哲学不是也很难形成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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