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张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1
前两天读到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里面有他写给张兆和的信（情书），那时候他们新婚，沈从文因为母亲病重回乡，要和她分开一段时间。那些信读来像冬日的阳光，又像冬天里手里的那杯热茶，暖暖的，很贴心！
1929年，26岁的沈从文到中国公学教书，遇见了18岁的张兆和。一场幻梦一样美好的场景在沈从文面前展开：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让人心动。沈从文不可救药的爱上了这个活泼、可爱、又有些“傻气”的女孩子。
文人都有做情圣的潜质，沈从文也不例外。沈从文使出追女利器：情书。
“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一个会写诗的多情种，白天用眼睛追随；晚上，用心追随；夜里，用梦追随。
沈从文这边深情款款，张兆和那边不屑一顾。真应了那句老话，谁先动心，谁就输了。这段爱情，沈从文注定是用情过深的那一个。
18岁正是女孩最美丽的时候，张兆和也是美的，她有一个美的外号叫“黑牡丹”，因为她的皮肤有些偏黑。
民国学校里，美丽又有知识的女孩子是很受欢迎的，更何况被人称为“黑牡丹”的张兆和。
张兆和给这些“情书王子”编了号：从“青蛙一号”一直编到“青蛙十二号”，而沈从文只能算是“癞蛤蟆十三号”。
女孩子有些骄傲又有些矜持，信就这么收着，没事的时候拿出来读一读，看每一个男子为她着迷，对她赞美，但是从来不回。
沈从文是卑微的，他在信里说：“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一种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
信发出去，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消息。沈从文开始着急，开始寻找另外的突破口。他找到张兆和的闺蜜，向她哭诉自己的一往情深，张兆和的无动于衷。并且以死相逼，如果张兆和拒绝他，他就找根鞋带上吊。
沈从文还写信给朋友说：“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
张兆和不想当“杀人犯”，就去找校长胡适，告沈从文“骚扰”。胡适阴险的一笑，说：“他顽固地爱你！”张兆和不客气地回答：“我顽固地不爱他！”然后二人针对沈从文的情书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交流。
最后胡适很遗憾的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还鼓励他说：“你千万要坚强，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胡适看的透透的，但是沈从文雾里看花，看不清。
02
沈从文没有自杀，也没有放弃，抱定持久战的决心。只是把信中的我、我、我，改成了你、你、你。他嘱咐张兆和说，我爱你，与你无关。虽然我坚持不懈的为你写情书，请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影响到学业。
别致（流氓）的追求方式终于引得美人一顾。“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这是爱吗，这是同情，或者说感动。
在沈从文坐立难安，望眼欲穿之时，张兆和终于寄信给他了。
“起码也有四五张纸，一定是倾吐了千言万语。难道铁树真真开花，难道我终于等到了春风化雨时！”
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提到：“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但那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小说。只是在小说的前面说了一句话：“寄来篇习作，若能看得下去的话，麻烦给改一改。”
快乐的沈从文不仅帮她改好，并且工工整整的誊写好，发表在《文艺月刊》上。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既然张兆和心里的“穴”已经打开，那么她的心也很快被攻陷。
大学毕业，张兆和回了苏州。沈从文写信说想要去苏州拜访她家。
“脚长在你身下，像你这样“顽固”的人，要往哪里去，谁拦得住啊！”
沈从文热血沸腾，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转角终于遇到“爱”。
张家是大户，一般的礼物拿不出手。沈从文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又拜托巴金，买了一些认为不“俗”的礼物——几本俄罗斯译著，兴冲冲的去了苏州。
敲开门，却是另外一张美丽的脸。她是“最后的闺秀”，“年轻时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侠肝义胆”的张允和——张兆和的二姐，也是她和沈从文的“媒婆”。
张兆和去了图书馆，并不在家。张允和邀请沈从文家里坐，沈从文只把礼物交给了张允和，自己去了旅馆。
张兆和回来之后，张允和让她邀请沈从文来家里玩。张兆和不情愿，但禁不住张允和催促。
沈从文第一次来张家，就得到了张家上下的称赞。但是沈从文并没有见到他未来的岳父岳母，因为张兆和的父母在上海做生意去。
沈从文临走前，拜托张允和问问“岳父”的意见，“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很开明，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张允和就拍了一封电报给沈从文，只写了一个字“允”，一语双关。张兆和怕他没有理解意思，就偷偷的另外发了一封电报，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只请了亲朋好友吃了一顿。童话里一般到这里都结束了，因为幸福的婚姻实在缺乏“故事性”，没有“冲突感”。但沈从文他们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3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的乡下人，爷爷曾经是将军，父亲曾是中尉，还刺杀过“袁世凯”。沈家沈从文小的时候，家里看他机灵，聪明，还是希望他能追随他的祖辈，家里能再出一个将军。
沈从文六岁的时候和两岁的弟弟一起出疹子，当时正是六月天，不能抱，不能碰，只能把他们放到席子上卷起来，立在屋里阴凉的地方。一家人以为“不中用”了，把他俩的小棺材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他俩居然奇迹般的好了。
痊愈之后的沈从文又瘦又小，而他的弟弟变得高大强壮。
沈从文小时候经常逃学，因为他记性好。那时候私塾里教的课文只要背诵就可以了，对沈从文这个移动的复读机来说，太缺少难度。
沈从文就这样把童年送走了，沈家也败落了。父亲因为刺杀“袁世凯”被告发，逃到了东北，欠下了巨债，家里卖了祖产和土地才帮他还上。同年，沈从文的二姐又去世。
正好部队招兵，家里也供不起一个学生，十三岁的沈从文就跟着部队走了。
因为沈从文识字，部队里就安排他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工作虽然轻松，也交了一些朋友。但是打仗毕竟是要流血的，沈从文在部队里见惯了生死。
一次，部队遭到当地百姓的偷袭，死了几个人。部队大开杀戒，每天把人拉出去用大刀砍了，流血太多，最后采用掷茭的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就这样，足足杀了一个月。
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部队和百姓起冲突，部队把人抓来，先一顿板子，然后再审问，审问要是不招，就再用酷刑，打人脚踝，几下骨髓就打出来了，要么用刑具把腿折断。
沈从文后来到县里投奔舅舅做税务员，踏实肯干，被当地的士绅看上，为他介绍了四个当地士绅的女儿。沈从文那时候正暗恋一个女孩，拒绝了。如果他答应的话，那么他的生活就可以说一眼望到头了，但是沈从文“出走”了。
沈从文出走是为了读书，像“娜拉”一样无钱无门路。在湖南会馆的一间八九平的又潮又湿的小房间里住着，到处赊账，蹭吃蹭喝。一直到他后来写文章赚稿费为止。
张兆和的前半生是一帆风顺的，家里有祖业，而且父亲生意也做的红红火火，从小接受大家闺秀的教育，也见过大世面。
张兆和的前半生是风花雪月，沈从文的前半生是铁与血，差别太大。
04
沈从文喜欢听傩戏，张兆和喜欢听昆曲。沈从文喜欢收藏古董，张兆和说他“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冒充绅士”。沈从文爱交朋友，仗义疏财，张兆和却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操心。沈从文写信来谈自由、谈理想，张兆和说：“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1936年，沈从文遇到了家庭教师高青子。一个被张兆和都认为“长得很美”的女子。沈从文看到她“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霓虹”。
沈从文的心又浪起来了，春节刚过，他就把对高青子的感情告诉了张兆和。震惊，委屈，不解的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沈从文找林徽因诉说苦恼，林徽因把她和金岳霖的故事告诉了他，并耐心开导他。沈从文写了一篇小说《主妇》给张兆和，求得她的谅解。
他们的矛盾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又爆发过一次，沈从文一个人先去了昆明，安顿好之后，写信让张兆和来。
张兆和迟迟不动身，要么说孩子路上不安全，要么说东西不好打理，要么说沈从文的书籍太多………战火已经烧到北京，亲戚朋友都已经逃到南方，张兆和还带着两个孩子待在北京。
沈从文每天心急如焚，写信吼她：“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05
国内战争后期，因为沈从文不愿意参加党派，而且呼吁文人不要从政，受到一些左翼文艺青年的攻击，攻击他“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清客文丐”，冀望专治帝王的“特别垂青”。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作家。
北大的一部分学生发起对沈从文的猛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下来：“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
沈从文无所适从，写了二十几年的文章，被人否的一无是处，要出版的文集也被销毁。他不是“反动派”，他只是不想参与政治。在湘西当兵的时候，他就见到了政治的肮脏，他要彻底远离它，只想做一个文人，一个写故事为生的人。
有一天，沈从文接到一封信，信上画了一颗大大的子弹，子弹的下面写了一行字：算账的日子近了。
因为压力和恐惧，沈从文割腕自杀。因为救助及时，脱离危险，出院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精神病”到现在都是一句骂人的话，更不用说当时。张兆和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很不理解他，他的儿子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后来，沈从文放弃了文学，选择做古物研究。那时候，沈从文和张兆和已经分居了。每天晚上沈从文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然后带走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那个冬天应该是沈从文最冷的冬天了吧。
06
张兆和在1995年8月写的《后记》中，说了这样的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廖一梅说：“我们这辈子，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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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