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有“庙号”和“谥号”。庙号用于祭祀，这个“祖”那个“宗”，一般体现的是亲缘关系。谥号是综合生前事迹给予的评价，有好有坏，“文”“武”“幽”“厉”即是。如汉武帝刘彻，“武”是谥号，他的庙号则是“世宗”。
刘邦作为开国皇帝，庙号理所当然的是“太祖”。他死后，大臣们以为他的功劳忒高，给他加了个“高”的谥号。所以他的“官称儿”应该是“汉太祖”或“汉高帝”。那么大家习惯称他作“汉高祖”，是个什么东东？
首先排除“高祖”是“高帝”和“太祖”的合体，因为没有这么胡来的。有的学者认为“高祖”是汉代人的习惯用法，那也不对，皇帝的称谓是多么严肃、紧张、团结的事，就不要“活泼”了，有正规名号，别起代号啊。
解释这个事儿，得看看西汉人日常怎么说，就是看看现在流传的西汉皇帝、大臣的诏书、奏书和传世的著作中怎么称呼刘邦。可惜，确实很多人“不严肃”，就连汉元帝称自己这位祖宗都是“高祖”。但统计一下可以发现，司马迁的《史记》是首先大量使用“高祖”这一代号的，西汉前、中期的其它著作，如《新书》《淮南子》《盐铁论》等都称“高帝”或“高皇帝”，直到西汉中晚期，“高祖”才流行起来。
司马迁学问不赖，既传承家学，又和当时的一流学者们有密切交往，不至于对礼仪、制度不了解。他在《史记》中用“高祖”称刘邦，从标题到内容也比较一致，和称汉文帝、汉景帝为“孝文”“孝景”看起来很不协调，但这正是他立意之处。
这还得从当时开始流行的一种学说谈起，就是董仲舒根据《春秋公羊传》提倡的“三统”论。片面的讲，“三统”是一种神秘又机械的历史循环论，指接受天命从而建立新国家的君王要按照自己相应的一“统”改变历法、衣服车马颜色等，天、地、人三者轮换。司马迁比较相信这些，刘邦建立了大汉朝，自然是受命之君，所以在《高祖本纪》末尾，司马迁说，“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又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高祖”一词则应该来源于《尚书》，指代周文王的。《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司马迁认为刘邦正与周文王相近，二者的功劳不在于取得天下，而是所谓的“继统”“受命”“改制”。
就好像“007”是合格的特工代号一样，“高祖”是应天合法的君王，不仅严肃，还有着很深的政治意蕴，故而在“三统”学说流行的时代，大家也容易理解、接受。但随着学说的慢慢消亡，人们忘了“高祖”的涵义，又看到时人如此大量使用该称谓，也仅仅只能把它当做一种习惯用法继承下来了。
详见拙作《释“汉高祖”》，《文教资料》2019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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