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清理前后对比

1.

  天麓书店有批旧书，是湖南省图书馆剔出来的，以外国文学名著为主，品相很差。去年回家之前去淘过一次，因吃过太多次背书赶路的亏，选书时我是慎之又慎，临付款还放弃了不少好书，只留了几本在旧书网上定价高的缺本。

  昨天看书时忽然想起了这批书，鬼使神差地走到书店，书依旧在角落的书架上，或许因为品相实在太差，翻动她们的人并不多。一本本翻看书籍的内容，从书名、作者、译者、内容提要、目录、出版社等信息中判断她们是否合自己的胃口。如此挑选一遍之后再从书籍的前言、弁言、序言、译本序、译者前记、写在书前的话、译后记、后记等含有书籍主要内容介绍的文字中选出要购买的书籍。这两轮挑选给自己挑了21本书，除《斗智》（群众出版社出版，属“内部发行”，盖“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图书专用章”字样的章）一书是对间谍活动的纪实说明外，其余都是外国文学名著。

2.

  接受过中学教育的我对于外国文学名著是不陌生的，语文课上老师没少介绍过国外的大文豪以及他们的代表作，介绍作品时老师也总不忘强调作品的主要思想和社会意义。只是那时自己的认知力和理解力远不足以使我真正读懂名著，发现名著的魅力。幸而随着阅历和阅龄的增加，自己渐渐能把握名著的精义，且因名著作品对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现状的真实记录、对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深刻剖析，我对名著竟有了一种迷恋。

  阅读名著时我会刻意寻些旧书来读，一则自己喜欢在阅读时做标记和批注，借来的书不便如此，所以只能自己买书看。新书的定价虽不算高，但买的多了，书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旧书的售价一般要比新书低很多，成了好的替代品。二则“文革”结束后，为满足经历了文化荒漠的读书人对于书籍的需求，当时的出版社策划出版了许多内容品质俱佳的图书。在外国文学这一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共同策划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俗称“网格本”）。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独立策划出版了《世界文学名著文库》，外国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这时期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或是组织当时的翻译名家对作品进行翻译，或是对翻译大家早期的翻译作品进行整理再版，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至今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追捧。

书影

  只是买这类旧书翻读有一道工序十分繁琐——清理修复，有条件的买书藏书人会先用特制的吸尘器吸去旧书上的灰尘，再用密封袋把旧书封好放入冰箱中杀死虫、虫卵和细菌。若遇上脱页、缺页的情况还要进行修复，经过几番折腾之后才能仔细翻看旧书。我虽没这些条件，但也会对买回来的旧书做简单的处理，拍打灰尘是必须要做的，脱页、缺页的修补也少不了，昨天买了这批旧书后顺道从便利店买回口罩、胶带、细毛刷，晚饭后开始清理修补，竟到晚间十一点才算完工。

3.

  经过昨晚的清理，这批旧书总算可以翻读了，因近段时间无法详读每本书的内容，只好拿起笔详读每本书的内容介绍（书籍的翻译者或编辑出版者写的相关文字），了解每本书的主要内容。在对这些介绍文字的阅读中，我发现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也可认为是一件趣事）——每篇介绍文字中，执笔者或多或少都会对该作品在阶级立场和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特别是对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此前在对外国文学名著进行阅读时也曾零星发现过，或许因为今天是集中阅读，所以这种感觉更强烈，让自己有了把这些发现附在文中的想法。

  董乐山先生在《<西行漫记>新译本译后缀语》一文中也指出过这一问题，“……有一阵子尤其流行‘出版者说明’……其中毫不例外地以这么一句收尾‘本书的作者是个资产阶级作家，书中有不少资产阶级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在思想管制极为严苛的时期，翻译者、出版者添加类似“译者序”、“出版者说明”的文字来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可以理解，只是那时不得已的举动现今已成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中，人的思想受到压抑和禁锢的证明。

“出版者说明”一瞥

  以往对这类文字的阅读中，读到的更多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而在今天的阅读中却读到了对“苏修”的批判。“苏修御用文人伊利亚斯·叶先别林现在是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作协书记。……作者在这本书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随心所欲的歪曲和篡改历史，捏造了一个‘哈萨克族人民抵制中国大汉族主义的扩张政策’的所谓‘历史’故事，竭力为沙俄侵略我国西北地区的罪行翻案，为苏修新沙皇进一步推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张目。……这些无耻叫嚣完全暴露了作者的险恶用心。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沙皇俄国一样，是一个被人民公允地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国家，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起了各族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摘自《绝望》前言，前言执笔者和作品翻译者是不同的人。《绝望》，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封面印“供内部参考”文字，盖“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图书专用章”字样的章。）

  名著之所以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给不同时空下的人提供精神养料，是因为名著对人的生存生活状况的真实记录和深刻反思，是因为名著中暗含着对人所面临的永恒性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任何强附在名著上的污秽都无法阻碍读者与名著的共鸣。

4.

  无独有偶，在整理书柜给这批旧书腾空间时发现了毛哥遗留在仓库书柜的一本旧书——《嘎达梅林》，嘎达梅林作为牧民心中的英雄，为保护牧民，保护草原放弃在王府的官职，带领牧民同王府和军阀斗争，最终虽失败殒命，但也死得悲壮。嘎达梅林有着蒙古族汉子的血性，他的抗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精神；奋起反抗的牧民虽更多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也体现了牧民对于草原的感情。《嘎达梅林》作为蒙古族民间口头传唱的英雄史诗，其精神内涵和价值或许正是在此。

《嘎达梅林》书影

  文化工作者对《嘎达梅林》进行采编整理，使口头传唱的史诗成为印在纸上的文学作品，使史诗得到更完整的留存和更广泛的传播，可称得上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工程。只是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在整理和出版上也免不了被打上了政治烙印的命运，此书最后，有一位整理者写了《关于<嘎达梅林>及其整理》一文，在对嘎达梅林及其领导牧民抗争一事的介绍中，套上劳苦大众对封建势力和军阀势力的斗争的帽子；对嘎达梅林的失败也归结于“没有正确的领导和明确的斗争纲领……而这只有在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做到。……”

  此书《后记》的内容更让人清楚地看到这部文学作品是如何被政治所裹挟。建国初期，《嘎达梅林》出版后，整理者根据新收集的资料又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准备再版。“可是，正当我们接到出版社校样不久，林彪、四人帮所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条黑蟒鞭就迎头打来了。”《嘎达梅林》“也被加上‘民族分裂主义’、‘叛国文学’等帽子而遭禁锢”，凡是参与过《嘎达梅林》的整理和其他文艺创作的工作者“都被扣上‘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民族分裂的吹鼓手’‘御用文人’等帽子而遭到迫害。”

  1979年2月，《嘎达梅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只是“四人帮”的倒台并不意味着“文革”的结束，也并不意味着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受到政治运动冲击和迫害的文化人并没有“打消顾虑”（董乐山先生语），此书《后记》中的这段文字或是证明：“当内蒙古草原上又唱起嘎达梅林之歌时，我们内蒙的文艺工作者和内蒙古各族人民，是多么感激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

5.

  今日在翻读这批旧书中一本名为《一本浅蓝色的书》的《全书后记》时，看到作者米·左琴科写的一段话，摘录在此文中作为全文的结尾或许正合适。

  “使我们感动的是那种对纯洁、正义和公众幸福的渴望。令我们惊喜的是人们竭力追求这一切，尽管他们都是要死的。让我们高兴的是那种健全的理性，当人们抖尽身上的灰尘和糟粕时，他们或迟或早都会到达这一步的。”

《一本浅蓝色的书》书影

                  2018.3.21于早谷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