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红黄蓝事件，可能大家忘得差不多了。
今天搜了一下它的股价，昨天20.94美元收盘，和它刚上市时候的25.69美元相比少一点，但是和去年事发第二天暴跌到16.45美元，还是“回值”了不少。
该骂的骂了，很多人在朋友圈上也表过态了。千万别惊讶，今年红黄蓝利润还是增长了，还新开了5家。
我们社会胃口也太好了，这么轻易就消化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么快的，有种叫“别人的厄运”，总以为这些到没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就会躲过一劫。后来的校园就一定是健康的，会更好的。
历史再往回走一点，就那么一点点。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时任国家质监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
时任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受到处分。
不过，在2009年的最后一个周末，因“三鹿”事件引咎辞职的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已出任新职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
高官复出，历史上李长江不是第一个，而且是有章可循。依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中国的尺度，是很模糊的。“适当安排”，实话说，我法律知识不多，很难理解什么叫“适量安排”，为何不是规定“不再安排”？
并且，受过记处分的时间是十二个月。2008年事发，同年9月李长江引咎辞职。2009年12月复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把最后的汗水，洒在打黄扫非的事业上。还好，东莞已经成为过去时，李组长没啥机会再度引起民愤了。
再看，原来孙咸泽，没有管食品，调到到隔壁去管药品了，2014年当上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食品管不好，倒去管复杂程度更大的药品。我也是被这晋升的路径绕醉了。
然而，爆出三鹿奶粉的记者简光洲，留下一句“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转型去做品牌策划了。
2010年孙咸泽担任要司司长期间，记者王克勤写了篇《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当时签发山西疫苗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了；报道疫苗案的王克勤老师，离开了新闻行业。
在给这些人物下定论的时候，总有种声音在说，当官的也要看他立过多少功，不能因为一件不幸的事而打沉他。倒是想问问，为什么他们在其位犯错时候就可以往回看立过多少功，而一直没有做错事的记者、总编就要马上受到严厉惩罚。这是一种什么天平？
去年广州的谭医生，写了一篇文章吐槽茅鸿药酒，仅仅22天后跨省被捕，警方对谭医生刑事拘留强制措施；3个月又16天后，茅鸿药酒生产方向全社会道歉。
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话说内蒙古凉城县警方仅凭鸿茅药酒一方之词，发布了“逮捕令”，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来抓谭医生，也是不容易。
茅鸿药酒违反挂广告法广告违法2600多次，被暂停销售数十次，在内蒙古食药监局的监管下依然强行无阻。内蒙古凉城县因为巨大纳税而偏心宠幸茅鸿药酒，一开始就能将谭医生定罪。
茅鸿药酒到最后道歉声明，也没有明确说明，这到底是酒，还是药？
谭医生最后无罪释放，但是也被迫在微博上道了歉。就在微博道歉发出去后，已停更半年之久的内蒙古鸿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鲍洪升点赞了这条微博。
算是个“圆满”的结局。今年4、5月，有记者看到市面上鸿茅药酒还是在卖。
最近公共事件发生的有点多，是在不吐不快。有句话说“报纸干净了，社会就脏了”，现在报纸上“不干净”，社会上是不是会越来越干净？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事实就这样出现。
无法理解的现实、无法直视的丑陋、无法接受的恐惧，在某个正常的早晨就会席卷而来。这不是一个魔法的时代，但总感觉像笼罩在一个鬼怪横荡的魔法世界。
庞大和发达的地球村，上演着魔幻现实主义故事。平民百姓作为社会齿轮的基本部分，周而复始地转动。即便是发生了很多丑闻丑事，为什么涉事的大人物或者大公司，即我们所称呼的“大坏人”，为他们的位置无法撼动？为什么他们的利益总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维护？
（说明一下，当然不是说他们本身是坏人，本人不支持这么激进的说法，就事论事，是说他们参与的这件事，是坏事，是一件办坏了的事。不论人。）
因为他们的“生态系统”很好。或许是一个巨大组织，或许是一个大组织内的重要成员。当组织利益的触角遍布各处时，一个只有勇气和见解的平民硬撞上去，不管是你正确还是错误，都会被弹伤的。
试想一下，说不准某个管食品安全的官，他的儿子就在某个药企上班，他儿子的女朋友，又是管司法的。如果大家忽然全部翻脸对着干，这不科学。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多少有私情包庇处理的事情发生。
要维护这个生态，中国有妥妥搞定一切的东西，这两个字叫做“关系”。它甚至和魔术是没有啥两样的。靠关系扭转的结果之类事情见怪不怪，人们通常反应就是，啊？哎？哦！
某友人去某大企业投标，屡投屡败，一直笑称自己是个“陪标马拉松选手”。去年事情发生了转机，事因刚好遇上对方公司换管理层，于是请了对方，自己这边叫上能喝的、长得漂亮的朋友，一晚上的花天酒地。两周后投标结果揭晓，中 。
是方案实力，还是关系做得好？没办法评断，但是事实就是改变了一直投标不中的命运。
一般的民众就不能相提并论了。我们没有这样得生态系统，病倒一个，全家贫困。
为什么努力往上爬？努力变富有，变得有权，就是为了强大自己的生态系统。要是红黄蓝虐待的是某位大长官的孩子，你看红黄蓝倒不倒霉。进一步来说，即使某个“大坏人”被开除了，找不到工作，那他之前所积累的家产，还是很强大的生态基础。再假如，没收他的全部财产，终身监禁，那他的爱人和孩子还是会有不错的生活条件，他就欣然接受这结局了。自作自受呗，反正自己出不去，还有活的好好的家人作为寄托。剩下的监狱时光也无憾了，更何况还有机会通过关系弄个“刑满释放”。
法治依然是我们的希望，法律能给我们更多公正公平的机会。
对比发达国家，我们的法制不够发达，发达国家是选举制，我们是代表制，今天被谁代表了，大部分人没有参与过投票，也不知道这个代表是谁。在我们国家，更多的是政策治国，不是法律之国。很多时候通过一些案件我们的发现，我国的法律贯彻得不是很严肃，政治政策每个地方倒是一丝不苟执行。
发达国家呢？也不尽然是美好。即便在发达国家，掌握权力的人也是偏向于掌握钱财的人，政治从业者难免成为财团的傀儡。一般平民，没钱请不起好律师，有理也是输！直接被对方厉害的律师干倒。
有权有势的人得到了保护，让做好事偏偏得罪权贵的人得到了惩罚。世界以前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
终于明白，我们不要以卵击石。我们都是蛋，社会上有很多大石头。不过崔健早就说过，
现实像个石头
精神像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
可蛋才是生命
不要以为自己就是一个蛋，就无所谓，尽管很多时候一些坏人坏事被体系上，利益上，资本上的大石头盖住了。
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
韩国电影《局内人》台词
我们不能太寄望于法律，在法律之下的基础，是人民的素质（做好自己）和自由的环境（言论自由）。
为什么不管输赢，都要先做好自己？因为我们也有很明显缺憾的地方——我们太善于忘记。
前面说过，社会的铁胃确实很强大，能快速递消化一切噩耗、喜讯，甚至各种飞机失联、明星被网红睡、美女排行榜、世界最大垃圾场等等东西一起来。
但是它无法消化任何一个个体的倒霉。倒霉事可不管你爱不爱谁，重要的是应对倒霉的本领。
倒霉总是很具体的，它会一件件地落在一个个人身上。所以在处理事情上，就要求我们有更多的法律知识、人文、生物化学知识等，来应对世界的变化。深以为，我国中小学可以酌情减少党政教育、爱国教育，多点时间去学科学知识，进行课外实践。因为生活好了，人们自己自然会去感受，这是很自由的生长方式。
再谈到言论自由，看过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我们国家稳定安康，但是表达自由。在这多说一句，在过度限制下的稳定安康，就像猪圈。养胖了的猪，更好宰。
很多人不余遗力地和丑恶斗争，特别在自媒体平台上撕声呼唤，有的人总会想，为什么中国人在网络上吵架和八卦这么厉害？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你见过我国有很多的示威和游行吗？极少见，常见的只不过是民众跟房地产商吵架的示威吧。所以人们只好转移到网络上去，加上我中华几亿网民，所掌握网络战斗火力的集中度和猛烈度，屹立世界之巅。
无奈很多媒体平台在畏惧。微信不知道删了多少会关于疫苗的文章，百度上也对很多官员、名人、政府黑暗历史资料和评论作了“清理”；知乎上关于很多官员的讨论“如何看待XXX”都丢失源网页了。我也不知道这篇文章会不会被简书封掉，但是我说的是我想说的，也没有故意抹黑哪一位。
再强大，也不够铁腕的力量大。
公权绞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初鲁迅说了中国人的“吃人”毛病，估计在今天，他会转方向说一下公权的“埋人”弊端。
特别是百度这样的大平台，清理历史的时候是半点痕迹都找不到。平常又不得不用它，但是我骨子里是瞧不起它的，要知道，它是在清理着历史的痕迹。有时候甚至扭曲着历史，尽管这不是它的本意。
所以各大平台在敏感的政治环境里，在中国特色的自由里，专心地做生意，做电商，做娱乐，搞点其他内容让大众分散注意力。
总希望有一天，勇敢的代价不再沉重。人们喜欢骂就骂，向下可以骂，向上也可以唾弃。这样人们便会更爱他所在的地方。
吃饱了吗朋友们
发财了吗
想开了吗
——From：《红旗下的蛋》，By：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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