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沿着陇海线往东行，下一个大站就是郑州。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游。东接开封市，西依洛阳市。郑州站是陇海线和京广线交汇的枢纽车站。火车会在这里停二十多分钟。
大约在三千年前，有两兄弟从远方跋涉来到这郑州城，哥哥叫伯夷，已经快五十岁了；弟弟叫叔齐，三十岁出头。兄弟俩弃国流亡，正在寻找投身之所。
弟弟问：“我们能去哪里呢？”
当时，殷王朝统治天下，殷都是天下的中心。殷王朝初期的都城在郑州附近。后来迁到了安阳附近。按照常理，两兄弟应该投奔殷都，但是哥哥说：“那天子之都，我不太想去啊。”
弟弟说：“我也不想去。”
那么这两兄弟会去哪里呢？
伯夷和叔齐两兄弟的流亡，发生在延续近四百年的殷王朝末期。
上述这个故事来自陈舜臣的历史著述《帝王业与百姓家》一书中的第一篇“被饿死的理想主义者”。陈舜臣的《帝王业与百姓家》一书主要讲述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准确的说是陈舜臣读《史记》的心得，他从《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开始谈起。有人说陈舜臣的历史推理著述文字过于简单，故事也显得单薄一些。这样的点评我不否认。但陈舜臣的简单与简洁却不是人人可以学得来。我们还是从上面引述的这个小故事开始，去品味一下陈舜臣的简练不拖沓。
如果一段历史不能与当下阅读的人产生丝毫的联系，那么这样的历史顶多就是个故事。陈舜臣讲述伯夷和叔齐的故事，是从现在的郑州开始的。伯夷和叔齐两兄弟流亡路上的其中一个落脚地----郑州，现在已是铁路干线的交通枢纽了。开封和洛阳在郑州的东西方向上，这也意味着从郑州去开封和洛阳的路程不会特别的远。而伯夷和叔齐抵达时的郑州在不久之前还是殷都所在地，尽管那时殷都已经往北迁到安阳。不过我们可以想象是的，伯夷和叔齐抵达时的郑州应该还是有些旧都气象的。新都安阳近在眼前，可是伯夷和叔齐却有些犹豫了。
三十岁的弟弟首先提出问题，而五十岁的哥哥没有着急回答。流亡，不一定意味着急着要找到落脚地。否则就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穴。伯夷和叔齐两兄弟之间的对话非常简单，不过看得出来，这两兄弟愿意听彼此的意见，而不会急着反对。尤其是五十岁的哥哥，没有依仗年龄的优势。在陈舜臣的笔下，郑州的前尘往事、地理位置，伯夷和叔齐两人的兄恭弟友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写出来。伯夷和叔齐流亡到了曾经的殷都郑州之后，向东是开封，向西是洛阳，向北是殷都安阳，他们会选择哪一方向呢？三千年前的郑州，是个分岔路口。
历史故事，有我们知道的，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好的历史学家往往是在已知的或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中挖掘陈年旧事，而不是将历史添油加醋翻炒。陈舜臣讲述的伯夷和叔齐的故事，重在地理的重新梳理。司马迁写《史记》时，书写还不是很便利，所以惜字。这也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空间。把那些几个字记载下来的内容努力拓展一下，从而变成与当下的我们产生联系的故事。至少在数千年的时光流转中，地理不会轻易变动。当我们有机会在铁路干线交汇处的郑州稍作停留时，是可以感受到三千年前伯夷和叔齐在这个分岔路口所面对的方向。陈舜臣讲历史故事擅长将历史经验与我们的经验重叠在一起，他的历史著述中少见生僻字和大道理，大家都能看得懂，却未必能抵达他的深度。
陈舜臣接着讲伯夷和叔齐的故事……
伯夷和叔齐停在郑州这个三岔路口，他们向人打听有何地可以去投奔，大家都说：“可以去投奔西伯。往西走，去周国吧”。听别人的建言和闲言是人之常情，可是怕就怕在“都说”这两个字。殷都安阳的纣王是天子，不过住在天子脚边的人却心向着西伯，没有人劝说这对走投无路的兄弟往北走。当其时，纣王在殷都的酒池肉林中正酣。伯夷和叔齐从打听到消息上看得出，西伯的名声已经远远超过了纣王。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他们深知一国的“乱”与“治”是怎么回事。
最后，伯夷和叔齐两兄弟放弃了向东、向西和向北的选择，他们选择向西行。不过他们在往西去的路上得知西伯去世的消息。伯夷和叔齐提前感知到了“干戈”的到来。但他们两个人实在是势单力薄。伯夷和叔齐最终停在在西行路上途经的首阳山上。他们出发时还是殷的天下，行至半途天下已归周所有了。《史记》里记载：“义不食周栗，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在那个人人盼望“革命”的年月里，伯夷和叔齐没有从众，反而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伯夷和叔齐半途而废的西行之举，好像为后来的历史增加了刹车挚一样。
相传，他们临死前还做了一首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适安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陈舜臣在讲述伯夷和叔齐两兄弟的故事时留下的问题是：“伯夷和叔齐临终时，到底是诅咒上天的不公，还是为自己以身殉义的气节而自我陶醉呢？留待各位读者解读 ”。这就是陈舜臣讲述《史记》中“伯夷列传”的方式，很简洁。把历史写复杂是能人的本事，而把复杂的历史往简单里写，同样不输。
把历史的经验与我们的经验相结合的这一点上，在陈舜臣的《帝王业与百姓家》中随处可见。历史流传不居的前赴后继中，变幻的是种种事，人与地往往变化不大。许多人热衷于历史学者将“历史教训”多写一些出来，务必要深刻，务必要宏大。陈舜臣没有这样选择，可能他明白，历史是由“选择”造成，而非”教训“来主导。就像伯夷和叔齐的故事中，看似闲笔的地理方位提示了历史演进的可能性。
在《帝王业与百姓家》一书中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例如在《奇货中的奇货》中一篇中，陈舜臣对于吕不韦独特的商业眼光是赞许的。当吕不韦在赵国的国都见到来自秦国的质子子楚时，吕不韦从子楚的出行上就能判断这件“商品”的表面价值和潜在价值。陈舜臣说：“对于秦国，他（指子楚）是被抛弃的人质；对于赵国，他甚至连被杀的价值都没有。从商业立场来看，这件“商品”的价值趋近于零。而让子楚变成“值钱货”的过程正是吕不韦一手操办的。所谓奇货，或许就是能从普通中看到出奇的未来吧！”
对于当下流行的”爆品“之类的词语，我们要问的是------难道它们真的是突然出现的吗？
对于一整部史记，陈舜臣在《帝王业与百姓家》一书中将最后一篇留给了司马迁，陈舜臣是这样提醒读者的：“（史记）列传的开卷篇是《伯夷列传》，记述了兄弟俩为义而死的事迹。而列传末篇《货殖列传》则是关于实业家的传记-----从“义“到”财“，这跨度也太大了。司马迁触怒汉武帝时，本来可以按当时的规定出钱赎罪，但他却因为无钱自赎而惨遭宫刑。司马迁固然是个重”义“之人。而对于”财“的重要性，他也一定深有体会吧！”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大概能明白司马迁的”切肤之痛“吧！有趣的是，陈舜臣将读史记的文章汇成《帝王业与百姓家》一书。这个书名倒是契合《史记》这部书的底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史记》正是百姓家书写的帝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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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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