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和富裕都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听说，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人们还编出了许多笑话，讽刺穷人们鼠目寸光。“皇帝的金锄头”里说，几个没见过市面的农民，误以为皇帝是用金锄头来种地。
贫穷的确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但贫穷不是直接原因。想象力受限的直接原因是无知，贫穷让人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导致无知，也就间接导致想象力的缺陷。今日的农民不会再认为皇帝用金锄头种地，因为他们虽然贫穷，但不像以前那么无知了。
不只是贫穷，富裕也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天下闹饥荒，老百姓吃不上米饭，晋惠帝还问大臣们，老百姓没有米饭吃，那为何不喝肉粥呢？这就是“何不食肉糜”的出处。晋惠帝太富裕了，这份富裕导致了他对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无知，从而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人们常常以为，无知是一件羞耻之事。其实，把无知当优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不自觉而已。
在电影《末代皇帝》中，有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戏，表现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监狱）中的生活。人到中年的溥仪，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系鞋带，不知道起夜撒尿要沿着桶的边缘，才能不吵醒别的狱友。
溥仪不会因自己对生活常识的无知而感到羞耻。他是爱新觉罗·溥仪，是大清国的宣统皇帝。从小到大，他过惯了被下人伺候的生活，只知道做一位人上人，不知道做普通人是什么样的体验。
陈述性知识易得，程序性知识难求
心理学家们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叫陈述性知识，也就是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信息，另一类叫程序性知识，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动作技能。
互联网点燃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序幕。每个人只要知道如何上网，知道如何搜索自己想要的信息，就能免于陈述性知识的无知。
你能在网络上搜到旅行地图，日本料理的菜谱，物理学的大学教材，自行车的设计图，流行歌的歌词，癌症晚期病人的死亡日记，饱受歧视的同性恋的内心独白，等等。
通过这些信息，你对世界的无知程度会越来越少，你的想象力会越来越丰富。通常，我们也很愿意去获得这些陈述性知识，不管是出于求知，还是出于猎奇。
陈述性知识容易获取，程序性知识则很难拥有。前者可以通过抽象的语言和文字获得，后者则依赖具体的动作和实践。
阅读《游泳指南》，我们无法学会游泳。阅读《弹钢琴的方法》，我们也无法学会弹钢琴。阅读《唱歌的艺术》，我们也无法学会唱歌。因为游泳、弹钢琴、唱歌、骑自行车等技能，都是动作技能，需要在实践和练习中才能学会。
思考也是一种动作技能，批判性思维，或者叫分析性思维、逻辑思维、科学家式的思维、麦肯锡思维等等，不管叫什么名字，这种思维能力，本身是一种心理动作技能。它是程序性知识，需要在实践和练习中才能学会。
在我的批判性思维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向他人传递陈述性知识，而是传递程序性知识。
因为程序性知识是无法传递的，它只能在实践练习中学会。再优秀的老师，也无法代替学生学习知识。老师替学生做家庭作业，不是在减轻学生的负担，而是在坑害学生。
为什么启蒙这么难？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批判性思维这种程序性知识，这种动作技能，它之所以难以学会，原因是什么呢？
是学生们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没有自信吗？是老师的教学水平太差，知识点讲解得太难懂吗？
不是这些原因。这些因素对我来说，都很好克服。我有信心把最复杂的大知识点，按部就班地分拆成若干个容易理解的小知识点。我也有信心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溥仪之所以不会给自己系鞋带，不是因为溥仪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没有信心，也不是因为溥仪的老师教学水平太差，无法教会溥仪系鞋带。
是因为溥仪觉得自己不需要学会系鞋带。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溥仪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确不需要学会系鞋带，下人们会替他系鞋带。直到有一天，他被抓进战犯管理所。
人们之所以觉得自己不需要学会独立思考，不需要学会给概念下定义，不需要明确句子的真值条件，不需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不需要重构论证的结构，不需要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数据，不需要避免逻辑谬误，不需要谨防认知偏误等等，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别人会替自己做这些事情。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是我的学员不知道怎么给概念下定义，我会站出来帮他们分析。他们如果分不清楚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我会站出来帮他们分清楚。他们如果陷入了逻辑谬误之中，我会站出来帮他们澄清。他们如果搜索不到特定的信息，我会站出来帮他们搜索。
大家猜猜，哲学家康德是怎么看待那些思考能力很差的人的？
康德说，那些人都是咎由自取。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学会系鞋带，他们也觉得自己不需要学会思考，反正只要自己付得起钱，就有人会替自己做事，替自己思考。
反正有父母、老师、领导、同学、同事、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各路大V、报刊杂志上的专栏作家，等等，这些人会替我们思考。我们该买什么东西、不买什么东西，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该和谁做朋友、不和谁做朋友，都可以让别人来替我们决定。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对的。别人确实会替我们思考，而且结果往往还挺不错的。我去医院看病，医生会替我思考如何诊断病情。我去咨询律师，律师会替我思考法律条款的规定。我出门打个车，司机会替我思考路线的规划。有时，我们还把思考任务交给机器，交给人工智能软件，它们不仅任劳任怨，有时候比人类还聪明。
替我们思考和帮我们思考
给大家讲个批判性思维教学中的有趣细节。
我的学员中，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三四十岁的成年人。给十几岁的孩子上课时，我们也是在讨论复杂的问题，但孩子们很乐意听我讲计算、推理以及分析的过程，而不是仅仅记住我们最后的答案。三四十岁的成年人，更多地愿意听我的最终结论，不太有耐心理解中间那一大段思考过程。
也就是说，年纪大些的成年人，更多地把我的教育课程当成针对复杂问题的咨询服务，而十几岁的孩子则的确把教育课程当作教育项目来参与。
这是因为，成年人的心智已经很成熟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已经相对固定。他们期待从我这里获得的，更多是另一番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他们付钱的目的，是希望我替他们思考，替他们解决问题，替他们处理一些麻烦。他们更看重结论，而不是思考过程。
未成年的孩子，或者年轻些的青年人，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他们付钱购买我的教育服务，目的不是希望我替他们思考，而是希望我帮他们学会如何思考。我要是只告诉他们结论，不告诉他们思考过程，那他们一定会很不满意。因为他们最看重的不是结论，而是思考过程。
讲这个例子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学会辨识信息的真伪与思想的优劣。优质的思想结论，总是敢于公开推理过程的。
也许是我的职业病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总是特别关注思考过程，有时候甚至会完全无视那些没有提供思考过程的结论，哪怕那些结论中有些闪光的洞见。
我总是下意识地认为，一个人敢于公开自己的思考过程，就是敢于让自己被他人评判。他人可以检查那些思考过程中，是否有疏漏之处。
一个人要是只敢给出一个结论，不敢公开思考过程，那他很可能就是害怕被他人审视，害怕被他人检查自己可能的疏漏。
我所有的结论，都是可以公开思考过程的。我的前提假设具体是什么，全都可以检验。我引用了谁的理论，依据了谁的实验，做出了什么推论和猜想，执行了什么计算和分析，默认了什么框架和背景，都可以被大家审视。
如果你认同我的前提和推理过程，那就可以认同我的结论。如果你不认同我的结论，那就可以指出我的前提错在哪里，或者推理过程有什么漏洞。
如果我仅仅公布结论，不公开思考过程。那我其实不是想要帮大家思考，而是准备替大家思考。
帮大家思考的人，是希望传播知识，从而解放人们的想象力。
替大家思考的人，并不准备传播知识。他们希望维持知识的不对称性，限制一部分人的想象力，从这些人那里收取智商税。
无知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已经知道，直接限制我们想象力的，既不是贫穷，也不是富裕，而是无知。
陈述性知识的无知相对容易弥补，程序性知识的无知则很难弥补。因为后者需要在实践练习中才能获得。
批判性思维（或者叫其他名字）是一种程序性知识，它很难获得。可是，欠缺这种知识，又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误以为这种知识不重要，只要花钱让别人替我们思考就行了。
就我有限的观察，我发现这种特定类型的无知，并不能靠言传解决，而是依赖于身教。
从老师的角度看叫身教，从学生的角度看，其实叫模仿。孩子会模仿他们的父母，学生会模仿他们的老师，情侣之间会无意识地彼此模仿，我们都会模仿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正是这种模仿，让我们喜欢上特定的程序性知识，而对另一些程序性知识保持无知。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无知的，其想象力必然要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有些限制是他人施加给我们的，有些限制是我们自己咎由自取的。
作为一个理性乐观派，我对未来总是充满希望的。因为我能看到那些想象力的限制正在被一步接一步地拆除。
从义务教育的普及到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的消费者不断接受市场的教育，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精明，越来越擅长判断信息的优劣。
比如，以前还有很多人以为，只说出结论，不公布思考过程，可以营造神秘感，从而说服他人。在今天，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布自己的思考过程。
以前，人们还很喜欢说“打个比方”、“举个例子”。现在，越来越多地人喜欢说“你这是不当类比”、“你这个例子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你这个概念界定的不清晰”、“你这个论证中有隐含的价值判断没有说清楚”……
当然，也可能又是我的职业病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但我真的觉得，拥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肤浅的信息了。人们不仅想要宣泄情绪、表达态度，还想要真正理解一些复杂的现象，掌握一些难以掌握的知识点和技能。
没错。我们的无知越来越少，我们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
希望这不是我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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