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物”除自然景物外，也像日本的“物哀”之“物”一样包含着“事”，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但日本的“物哀”中的“物”与“事”，指的完全是与个人情感有关的事物，而中国的“感物”之“物”（或“事”）更多侧重社会政治与伦理教化的内容。
（2）中国的“感物”论强调感物而生“情”，这种“情”是基于社会理性化的“志”基础上的“情”，与社会化、伦理化的情志合一、情理合一；但日本“物哀论”中的“情”及“人情”则主要是指人的与理性、道德观念相对立的自然感情即私情。
（3）中国“感物”的感情表现是“发乎情，止乎礼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日本的“物哀”的情感表现则是发乎情、止乎情，乐而淫、哀而伤。
（4）日本“物哀论”与中国明清诗论中的“情景交融”论也有相通之处，但“情景交融”论讲的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主体使客体诗意化、审美化，从而实现主客体的契合与统一，达成中和之美。 “物哀论”的重点则不在主体与客体、“情”与“境”的关系，而是侧重于作家作品对人性与人情的深度理解与表达，并且特别注重读者的接受效果，也就是让读者“知物哀”，在人所难免的行为失控、情感失衡的体验中，加深对真实的人性与人情的理解，实现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心灵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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