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是离着青春的年纪太远了，不太能理解现在所谓青春文学的标准，我读书那会的青春文学还是郭小四那种故作娇媚，想来现在应该有所长进才对。这两年创意写作催生的概念越来越多，从早期的打工文学，到当下的生态文学，越发杂乱的分类将文学肢解得面目全非，似乎忘记了写作的初衷只是为了心里有话要说出来，这些文学类型的定义仅仅是催生出了许多的被动写作，为了迎合某个主题而硬凹，绝不由心而发的主动去写，这也导致了这两年数之不尽的文学奖项下来千千万万的获奖作品而少有流传开来的经典之作，我完全不能理解《煎饼姑娘》这样的作品怎么会在出版书籍中出现，尤其是在此之前还发布在知名的雨花杂志上，诚如作者自序，煎饼姑娘的故事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意外悬念感动和悲伤，它所能有的，可能是它骤然结束。”在我看来，这也有些牵强了，因为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故事，也就无所谓开始与结束，大约作者只是想截取大脑中某个闪过的思绪片段，这个片段不见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也许只是纯粹的一些思维意识，一些感动或者情绪，糟糕的是作者企图用贴近写实的手段表现一种脱离现实的亲切，譬如开头写到“摊煎饼的铁锅”，作者说“一股浓浓的世俗生活的热情会扑面而来”，但即便我的广东同事也知道去买煎饼的时候所看到手艺人跟前的那个物件叫“鏊子”，即便业余一些的手艺人也只能是用铁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出身铁锅的煎饼，所以我的生活与作者的生活很难有产生交集的共鸣，即便如此，这篇所谓的青春文学依旧出现在我面前的这本书上，翻到作者简介，看见“供职于出版社，副编审”，我也只能闭嘴了。
《东京两记》的作者任职于南京大学文学院，《四首汉诗》的作者是副教授，《龙门的哭泣》作者也是大学执教。似乎跨界这个词近两年很流行，尤其在文艺圈里，演戏的去唱歌就叫跨界了，很轻松，但我以为跨界二字的精髓不在意行业的穿梭，更应该有社会地位的距离变化，你看这两年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都给了文学院的博士教授了，这不叫跨界，这叫斩草除根，当然如果你写得好也就罢了，但现实所见往往都是与“老干部体”不相上下，很难贡献有营养的文字作品，这就让人觉得膈应。
如果大众能见的书籍都是这般境况，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还是很担心的，高傲的编辑常常对一些写作者说，你的文章里没有生活，没有新意。所谓的新，往往是题材上的选择，这年头，普通人恨不能把自己撕成八份过日子，天天忙得头角倒悬就为了养家糊口，日复一日奔波在固定的打工路上，你想让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新意呢？有钱有闲的人出去旅个游在伦敦巴黎的长街上发个自拍，胡诌几句洋文鸡汤，你就觉得有生活有新意，山沟沟里的农民对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唠叨唠叨咸菜疙瘩就被嫌弃了，这是出版行业的耻辱。我可并不觉得描写一个外国老头在澳大利亚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就一定比西部山区老农民逗弄狗崽子高雅有趣得多，或许是我这样土气的人实在无法共情那些精英人群的上流生活吧，唉，没办法，我就是有一点点眼红而已。
大头马是正经写东西的，文字里竟然读到一点三毛的影子，但他这一大篇复活岛笔记说得好听是有些跳脱，说的难听就是略显琐碎，看得累；东京两记的上篇就像旅游公司官网上的景点介绍一样，又带出浓郁的小红书风格；我不懂诗，所以《四首汉诗》就不评价了；《在维斯比的最后一个夜晚》应该是很努力地想要走文化散文的路子了；《许先生与青皮橘》就是很普通的写亲情，回忆亲人，抛开感情的真挚与否，这样的散文很常见，实在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尤其清明节前后，追思故人的文字有很多；房伟的教师心得让我想起一段话，大意是从事写作的人很难有朋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某一天自己会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他的文字里；《柏林日记》还是很适合发到抖音上当文案用的。
并不是让人看了头疼的才叫先锋文学、创意文学，相较其余几位的创新作品，反而是传统叙事的《鼠患之年》更让我觉得亲切有意思，我总结一下，写作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好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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