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说起广州，想到的就是做生意，就是“讲饮讲食”，仿佛是一个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消费城市。其实，广州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每个人以在这里找到自已的位置，包括那些肩不担担，手不提篮的儒生们。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朝廷铲除了尚之信，天下渐刍太平，但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动荡之后，整个儒林十分消沉，明朝留下的书院，凋零不堪，士人学子，星飞云散。为了提振文运衰颓之势，番禺知县李文浩在清水濠畔复办番山书院。这个头一开，就像挖井时挖开了泉眼，水便源源不断涌出来了。其次，陆续也有一些官员创办了培训机构：广东督粮道蒋伊以办岭南义学的名义，在龙藏街恢复晦翁书院和开办穗城书院；知府刘茂榕在城南木牌头（今泰康路木排头）创办珠江义学；巡抚李士桢复办濂溪书院。
这些书院、义学的规模都不大，都有垂范的意义。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内阁学士满丕来粤考乡试，接任广东巡抚，与原巡抚范时祟交接之际，两广总督赵宏灿提议，在广州办一所大书院。于是三人共同捐资，在药洲东侧（今越秀收院街），利用双门底旧盐司署作院址，创办粤秀书院。有官方做招牌钩，起点很高，后来在雍正、嘉庆、同治三朝，又做过大规模修葺，更加宽敞整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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