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琶铁板大江东，酒满金樽月满空。
一脉文心传妙谛，百年身世寄飘蓬。
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月，苏东坡因一首自嘲诗，再次惹怒了当朝宰相章惇，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授予琼州别驾的虚衔，从惠州流放到儋州，并且，不得签书公事。这是苏轼被贬生涯的最后一站，也是他被迫“南巡”的最南端，几乎到了路无可走，贬无可贬的境地。
自古以来，海南在历史上被称为“蛮夷之地”，远离文明、疏于教化，在苏轼谪居海南之前，这里没有一个人考上过举人或进士。苏轼贬谪儋州，是其个人之累，却是海南人民之福，想不到天上掉下来个文曲星。
初到海南，苏轼一家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昌化军使张中仰慕苏轼的诗文，热情款待苏氏父子，并将自己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修缮一新，让苏氏父子住在里面。所以，苏轼在后来赠给张中的诗中说：“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然而，好景不长，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闻知此事，即遣使者渡海，罢了张中的官，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
无家可归的苏轼，用仅有的一点钱在城南一个椰子林买下一块地，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盖了五间简陋的房子，以作栖身之所，起名：《槟榔庵》。苏东坡是个闲不住的人，有了住的地方，他就开始找事做。朝廷不让办公，他就自己单干。他发现此地文化贫瘠、教育落后，就带头做起了“义务教育”工作。
海南当地的一些书生学子常来槟榔庵拜访苏轼，为了有一个专门会客的场所，他便把其中的一间屋取名为“载酒堂”。 从此，载酒堂便成为苏东坡以文会友、传播文化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苏轼讲授孔孟之道，传承中原文明的个人工作室和公益学校。有了这个场所，儒家文化、华夏文明犹如和煦的春风吹遍了整个儋州。
苏轼在《载酒堂》这所陋室里开课讲学，开化了海南这片荒蛮之地，使其“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在他的学生中，一个中举，一个进士及第，结束了海南不出仕的历史，以致出现了后来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两朝人才辈出的局面。据《琼台纪事录》记载：“宋苏文公之谪儋耳，讲学时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据《海南岛古代简史》记载，从宋代到清代，海南共有举人七百六十七人，进士九十六人。这不能不归功于苏轼对海南教育的巨大贡献。
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时任儋州知州的罗杰，重新修葺《载酒堂》时写诗感慨道：
“古儋城外说东坡，载酒堂前野鸟过。
往事一场春梦散，独留名迹未消磨。”
苏轼谪居海南三年，对这片土地情深意长，在离开海南时，与当地百姓挥泪惜别，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别海南黎民表》：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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