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总理等高层的亲自站台代言，而教育主管部门及各大高校也根据中央的精神，对于大学生创业越来也越加以重视。
从允许学生休学参加创业，简化休学批准手续，到规定学生参加创业可以算学分，甚至规定学生必须取得一定量的“创业学分”才能毕业或评优。
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见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之前的怀疑和谨慎，变成了完全一边倒的热情鼓励。
01
创业，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情
大学生创业成功的例子，恐怕不用我说，很多同学都耳熟能详。
从被拍成电影《社交网络》，还差点得了奥斯卡奖的facebook发展史，到美团创始人王兴几起几落的创业故事，再到从北大起步目前处于资本市场风口浪尖的两大共享单车企业之一ofo，恐怕每个对于创业有梦想有激情的大学生，心里都有自己的创业偶像。
（ofo创始人戴威）
但有成功就有失败，何况是像创业这样公认九死一生的事情，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不论是不是大学生，任何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假如你仔细去研究他们的创业故事，都会在里面面看到一串已经死去的创业企业的名字。
它们有的是以竞争对手的角色出现，有的是合作伙伴，或者完全的路人，但都已经是过去时了。
（美团网创始人王兴，把他多次创业失败的经历写成了《九败一胜》）
就好像罗马的辉煌是建在迦太基，马其顿等等数不清小国家的废墟上一样，没有这九成以上的失败者，就没有成功者足以扎根繁茂的土壤。
02
明星学生创业项目，也可能瞬间崩溃
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公民，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一定要有法律意识，时时刻刻牢记不要让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
行为不能触犯法律，在任何法治社会公民身上都应该是最基本的常识，但一些大学生创业者却真的倒在这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底线上
前两天在大学声的每日新闻中，我们曾报道过北京著名大学生创业众筹餐厅“后会友期”陷入危机的消息。
（后会友期团队创始人，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潘启农）
这家以中国农业大学学生潘启农为首的明星大学生创业项目，曾经上过人民日报，新华网，北京青年报和英文媒体《BEIJING REVIEW》。
他们的商业模式是用众筹的方式开餐厅， “最少只要投入1000元，就可以拥有一家自己的餐厅”
通过在五道口附近的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十多所高校里的大力推广，以及几篇充满情怀打动人心的微信爆款10万+软文，潘启农的团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募集到了200多万元，2016年初在六道口的艺海大厦开起了北京第一家大学生创业众筹餐厅。
（后会友期六道口店内环境）
后会友期六道口这家餐厅，离陈大夫工作的地方不到两公里，我的几个同事去年夏天时还曾经去他们那吃过饭。
据她们的回忆，虽然这家店饭菜的口味实在是一般，但面积仅几百平米的餐厅，内部装修实在是做的非常精致有创意，她们几个姑娘菜没吃多少，光顾着各种自拍了。
而且给她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店里的服务员听说她们也都是刚毕业没一两年的大学生，就非常热情地跟她们各种安利他们打算在魏公村开设的第二家店，还加了她的微信，给她分享了他们的合伙人招募软文《后会友期 | 梦想的开始》。
后来我开始了解他们的情况才知道，原来这些充满热情，一看就是发自内心地安利他们新店的服务员，实际上都是项目的学生股东，他们在店里的劳动是没有工资拿的。
而且不光是店里的服务人员，除了厨师之外的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店里的学生股东。
就连让不少人赞不绝口的店内装潢设计，也是由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股东设计，甚至装修施工的一大部分工作都是学生们劳动成果。而这也都是学生们发自自愿的义务劳动，也是没有报酬的。
“后会友期”团队在不到半年前的2016年11月时，还曾宣布获得融友天下控股集团1000万元天使投资，估值5000万元。
某著名媒体发表了《“后会友期”是一个大学生创业榜样》，文中甚至把他们的成功视为“国家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好的示范和榜样”，用这样毫无保留的语言来对其表示认可。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时的“后会友期”团队，已经处于濒临内讧的状况。从去年年底开始，团队内多位创始成员出走，还渐渐冒出了各种丑闻。
触发团队内矛盾最核心的问题就是：2016年暑假就已经完成200多万元众筹的魏公村新店不仅迟迟不能开业，连动工的迹象都没有，而参与众筹的学生股东向潘启农询问项目进度的问题时，却总是被拿各种借口来解释延迟开业的理由。
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拖到了2017年一月，潘突然找到所有的股东，要求大家签合同，更改投资协议书，在新的投资协议书中将自己的责任全部推卸干净，引发了一直还信任潘的股东们的群起反对。
到了年后的2017年2月，后会友期在六道口的老店突然关门，毫不知情的学生投资人们极为意外，而潘本人却再也不出面了，而由潘的父亲等人在北京和股东代表见面，并拒绝了股东们退股的要求，并拒绝公布账目，而股东方则选择了报警。
（后会友期的服务员都是没有报酬的学生股东）
目前警方已经受理案件并介入调查，并且据部分股东的说法，警方已经传唤了潘启农本人询问情况。相信警察叔叔很快就能给这数百名投入了信任和热情，却无情地被浇了一盆冷水的大学生一个说法。
恐怕在潘启农和他的“后会友期”当时频频在国内外重要媒体上亮相时，没有人能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结果。
希望他能尽快给这些一直支持信任“后会友期”的学生股东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时也希望相关的同学们理性维权，积极协助警察叔叔们的调查和处理。
他的经历也足以提醒那些学生创业者，不论发生任何事，不要用谎言面对信任你的人，死撑到纸里包不住火，最终让一场商业失败变成个人信誉的破产，以及可能的严重法律风险。
03
你成功了一次，不代表能成功第二次
在十年前陈大夫还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大家都以为创业就是学生里面小打小闹做点小买卖，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永远不缺有商业头脑的人去想办法赚钱。
陈大夫就曾亲眼见证了一个我们当年的“大学生明星创业团队”的兴起和衰落。
对于山东建筑大学，这样一所建在离市区近一个小时车程村里的和尚庙工科高校，每年新生入学是全校一年一度的盛事。
（每年的大学迎新季都隐藏了不少商机）
但我们班班长带领的，以他和他两个宿舍舍友为核心的六人小团队，就把“师兄坑师弟师妹”这种生财之道做到了极致。
他通过和学生会的同学平时就经常一起喝酒打球的关系，掌握了各学院所有新生的宿舍分布。
在新生刚报道还没开始军训的几天里，他们两人一组每天分头行动跑到新生宿舍，冒充自己是学生会工作人员，装模做样地统计他们的姓名和专业。然后以学生会的名义，把进价不到20块钱的电话卡收每人五十卖给新生。
他们的团队执行力还真的是很高，在新生入校后军训前的三四天时间里，他们基本从早晨开门跑到晚上熄灯，硬是凭这几个人的力量，把全校上千个新生男生宿舍全部扫了一遍，这一把就净赚了好几万块钱。
要知道，2006年时的一块钱相当于现在的至少两三块钱。陈大夫家庭条件不算困难，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大约五百元，食堂里一碗大碗拉面才三块五。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后这件事没有人举报，也根本没被学校发现，他们几个人那个学期过的滋润无比，天天下馆子喝大酒，各种娱乐大保健。
到了期末，他们这个小团体的“消费基金”基本花的差不多了，班长又找到了一个一本万利的商业模式：
那时候买火车票不像今天那么方便，既没有高铁，也没有智能手机或3G网，连12306网站都还没开通。
春运期间在火车票代售点基本是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的，没有内部关系的话，就得去火车站售票窗口，和春运回家的民工们一起排几个小时的队买票。
而我们学校地处偏远郊区，校园内根本没有火车票代售点，全校几万学生想买火车票，就得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去市里的火车站，有时还要连夜通宵排队。
（这种排几个小时队买一张火车票的场景，直到近几年才成为历史）
班长大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结识了一个在济南火车站工作的能人，能通过内部渠道把我们的票买出来。
于是在寒假马上开始，大家都想去买票回家时，他们打出广告说能替同学订火车票，不论去哪的票都保证能订到，但每张票要收少则十五，最多三四十元的“服务费”（正规火车票代售只收五块）。
正愁买不到车票没法回家过年的同学们趋之若鹜，两三天时间就收了近千人的十几万元订金，交给了那位能人。
结果没想到，这位神通广大的“铁路内部人士”，实际上是个江湖骗子，拿了钱以后就再也没出现。
如果买不到火车票，可能就只能像这几位民工师傅
一样在寒风中排两天两宿的队坐长途汽车回家
纸里包不住火，很快他们被骗的消息就传了出去，同学们听说自己回不了家了可不干了，晚上纷纷来到他们宿舍找他们要说法。
班长听到消息，果断带头脚底抹油跑了，愤怒的同学们情绪火上浇油，直接把他们宿舍的床，电脑，柜子等全都砸的稀巴烂，连宿舍里其余几个无辜人员的东西都没放过。
这些愤怒的被骗学生没找到班长当然不满意，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传言他们在别的宿舍楼里躲着，几百个人半夜满校园搜捕这几个“学生创业者”。
最后有同学打了110 ，派出所派民警加上校保安队全体出动，才制止了这场陈大夫在山建大四年里亲历的最严重群体暴力事件。
（ 95后大学生可能已经很难理解，这种为抢一张春运火车票的疯狂）
当然，事后秋后算账，学校查明情况后也没轻饶了他们，几个“学生创业”的参与者全部严重警告+留校察看，亏了班长大人的家长相当有钱，直接表示愿意把所有被骗同学的车票订金双倍赔付，还在学校学院上上下下各种请客送礼打点，他们几个才没被开除。
但从那以后，一直有传言学校里有人要找他们麻烦。这几个人在大三大四两年的时间里，全都灰溜溜的犹如过街老鼠，平时连宿舍也不敢回，再也没当年生意成功时天天下馆子的壕气。
如果班长他们几个没被半年前轻而易举的商业成功冲昏了头脑，一开始就应该能意识到，这位“内部人士”有可能不靠谱，把那么多同学的十几万元巨款直接交给一个不知根知底的人，这件事风险有多大。
他们最后的遭遇，虽说确实像是迟到的报应，但他们确实为了这场创业的失败而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04
大学生创业失败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值得全社会深思
当然，上面这两个 “校园明星创业团队”失败的例子，都算是比较极端闹出了群体事件的。更多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最终的命运往往是静悄悄地死去，除了亲身参与者之外可能没多少人留意。
但陈大夫觉得，包括学校，社会，教育主管机构，都应该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问题：
大学生创业，一旦失败了应该怎么办？
尽管国家出台了各种支持鼓励创业的政策，不少学校也有针对性地制订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但这些政策绝大多数的着眼点，都是怎样降低学生创业的门槛，以及怎样帮助大学生创业企业取得成功必备的资源，很少有去关注学生创业假如失败了该怎么办的。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创业者最终都是要失败的。
据不完全统计，大学生创业一年的存活率只有4.6%，年初起跑线上的一百个学生创业团队，九十五个都撑不到年底。
360的创始人周鸿祎就曾经公开表示：“创业永远是九死一生的事情，你每看到一个成功的公司，在它荣耀的前面，背后一定躺了100家不成功的公司。而且这不成功公司的创始人，也和你一样的勤奋，和你一样的聪明，和你一样的刻苦。”
（ “红衣教主”周鸿祎就曾公开表示不支持大学生毕业就创业）
对于不少大学生创业者来说，往往对成功梦的太多，对失败却想的太少。
学生创业者本来在各方面的资源，就比那些已经工作过几年，带着经验、本金和人脉跳出来单干的创业者明显不足。
别人创业赌上的是自己一段时间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即使创业之路实在走不通，还有其他的后路可退。
但学生创业者往往不仅把自己的时间，金钱，学业，社会关系，甚至还有信誉和前途都扔在了这个命运的转盘上。
而当成功没有青睐他们时，他们往往发现，在涨潮时一激动赌上了内裤的自己，退潮时成了沙滩上唯一光屁股的人。
05
大学创业教育，别忘了教教创业者怎么面对失败
目前不少大学都在普及创业教育，很多高校都组织了校内老师，以及聘请了一批校外导师，来教学生创业者们怎样组建团队，怎样写商业计划书，怎样参加比赛，怎样融资，怎样争取学校和社会的支持。
但陈大夫觉得，这样的创业教育结构还不完善，还需要有人来教学生创业者们这些事情：
在创业的过程中，有哪些显而易见的法律及商业风险，怎样能合理规避。
假如创业项目运营不顺利的话，有哪些合理的退出途径；
怎样能在尽量不牺牲友谊，不反目成仇的情况下结束失败的创业尝试；
假如创业项目开始募集资金时涉及到了集资或众筹，应该怎样清退分配项目的剩余资产；
如果项目有严重的亏损，无法全额退股，怎样和股东或参与众筹的投资人交流，能够尽量得到对方的谅解。
而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大学创业教育中，这一块还极不完备。
大量学生创业者经历了失败付出血与泪的宝贵经验教训，没有得到认真的整理归类，也缺乏对这些案例的仔细研究。
没有人去把这些东西传授给那些跃跃欲试的学生，让他们避开这些已经吞噬了不少创业者的深坑。
（吴晓波的《大败局》上下两本，被公认为是对中国企业失败案例总结分析最全面的财经入门书籍之一）
在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代表作《大败局》的序言中，他曾这样表述企业家了解分析之前失败者经历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尽量地弄清楚危机是如何发生、如何蔓延的，受难者是怎样陷入危机的，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尽可能地避免第二次在同一个地方掉进灾难之河”
陈大夫觉得，这句话不仅适合他这本书所分析的李经纬，仰融，唐万新，顾雏军等，那些激情年代的传统企业家，也同样应该被那些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们牢牢记住。
目前高校大力推广大学生创业教育，千万别忘了教教创业者们怎么面对失败。
这些关于创业失败的知识和经验，就好像在登山攀岩时身上系的安全绳一样重要，平时你可能觉不出它的用处，但在你真的需要它时，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让创业变成一场有充分准备的登攀，不论能不能登上峰顶，不论在上坡还是下坡路上，都能一步一个脚印走的扎扎实实，不至于一不小心就坠入万丈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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