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
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而入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分”偷换了，或者说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
他们要求，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特别是个人尊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雍正开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设法挫辱、打击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头的大臣。
为了保证大权独揽，乾隆皇帝上任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离，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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