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生活机制是犹太生存教育的一个精华，它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不仅使犹太子孙精明富有，而且还使得他们无论漂泊于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如鱼得水地开展他们的事业。
在犹太家长看来，学校里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技能教育，包括音乐、舞蹈、美术、网球等运动，都是孩子必需的成长养分。但是，这些教育并不能提供给孩子一个生活经验训练场。
在教育问题上，犹太家长抛弃了很多浮华的东西，把生存教育列在教育的首位，直捣教育的初衷——让每个孩子长大后生活得更好。
犹太教育让我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在和身边以色列朋友的交往中，我逐渐明白了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为什么以仅占世界人口3%的比例却把握了世界的经济脉搏，他们靠的不是所谓的高智商，而是从小跟生活接地气儿的家庭教育。
对比我们当代中国家庭，只要孩子按照父母的旨意好好学习，就会得到家长给予的任何东西，孩子们缺乏切身体会，感受不到学习跟家庭、生活之间到底有什么重要联系。
甚至有很多孩子大学毕业后，还是槽憎懂懂，不知道怎样谋生处事，怎样成家立业。
调动孩子们的热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关键看我们做家长的是否在理念上和行动上作好准备。而且，孩子通常比我们想象的更敏感，更富有智慧、观察力和学习精神。不然，为什么有教育学家会说：没有不当的孩子，只有不当的教育呢？
我的三个孩子跟以色列当地孩子接触多了，看到同龄的犹太孩子常常可以自己承担一些小消费，他们没说出口，但是心里也很佩服很羡慕。
当我宣布我们家也要实施有偿生活机制时，孩子们竟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不过，后来证明，很多事并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他们也正是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到了什么是生活，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分数和学历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样的生活梦想。
经全家家庭会议决定，有偿生活机制就从帮我卖春卷开始。当时我还不太敢马放南山，让孩子们在离我视线太远的地方打工，既然要从事有偿劳动，就先从帮我打工开始吧。
我每天能做一两百个春卷，我以每个春卷售价0.3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2元人民币）批发给孩子们，他们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自由分配。如果他们不愿意承担销售，也可以在家帮助我做一些春卷，但提成的比例会少一些。比如说，做一个春卷提成10%,而卖一个春卷可以提成20%。卖春卷比做春卷更锻炼孩子们的生存能力，它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提出的考验更多，对我们家春卷生意的贡献也更大。所以，我按照正规的生意经，给孩子们制定了规则。规则制定之后，以华和辉辉自己协议好分工。
以华比较内向，他觉得卖春卷需要出头露面，对他来说是特别痛苦的事，他就主动要求说，愿意在家帮助我做春卷。我负责定家规，但是，我并不干涉孩子的自我选择。我告诉以华，做春卷需要每天早起一个小时，而且提成比例小一点，赚到的零花钱少一点。但是，既然以华愿意承揽这项任务，我相信他会做得很好。
辉辉则比较外向，他对我说：“妈妈，我去卖春卷！卖春卷比做春卷每天多睡一个小时，赚得还多一倍呢。”以华一看弟弟挑战了更有难度的工作，他也有点动心了，不过他比较保守，给自己留了条退路，他跟我商量说：妈妈，我能不能一边做春卷，一边尝试着卖春卷？”“当然可以！”做母亲的对于孩子的合理建议一定要给予大力支持。
小女儿妹妹还不到四岁，一看两个哥哥都加入了家庭的新计划，也欢天喜地地跑过来要参加。“你就每天负责拔春卷皮好了！”以华直接给妹妹下达了任务。拨春卷皮的工作就是，把粘在一起的春卷皮打开。
妹妹本来就喜欢跟在我屁股后头动来动去，这个工作让她非常满意。有偿生活规则制定好了，孩子们就开始分头行动了。以华没做过春卷，他不知道怎么打糊摊皮，刚开始，他就是在拿面粉做实验。不过，以华的性格很内秀，他观察我做春卷的细节，然后，自己闷在厨房里，消耗掉三公斤面粉后，出来拿着一盘春卷喜极而泣地跟我说：“妈妈，一共是十个，我可以赚到0.3谢克尔了。”
后来，当以华事业有成后，回忆起春卷岁月，他感慨地说：“打糊可是一门技术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最高的境界是柔软得就像是一匹缎子面。”小儿子辉辉承揽了春卷销售，他是否能如愿以偿地完成任务呢？
刚开始，我跟在辉辉的后边，我倒不是担心他的安全，我更担心万一销售受挫，会在他心里产生小阴影。作为妈妈，我得未雨绸缪，在把孩子推出家门前，先握紧孩子的手再慢慢松开。果然不出所料，辉辉提着春卷篮子发慌了。
辉辉平时算是个外向的孩子，他活泼爱笑，遇见陌生人也能应付自如。可是，第一次搞销售，他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一直张不开口。这其实正是中国孩子和犹太孩子之间的差距。一对一地与顾客打交道对犹太孩子来说是家常便饭。
在住宅小区门口，我经常看见很多犹小孩摆出自己的二手书和二手玩具来卖，他们总是能很愉快地与人沟通，显示出富有魅力的说服能力。万事开头难。辉辉怜着春卷篮子有点想打退堂鼓，他回头求助地看着站在街角给他鼓劲的我。
我走过去，用眼神给了辉辉一个最大的鼓励，就像在告诉他：没关系，这都是开始。辉辉的眼前是一家儿童用品商店，他就鼓足勇气走进这家店。店主一直很忙，辉辉很有礼貌，他耐心地等在旁边，等店主忙完再上前推销自己的春卷。但是，这家店主对春卷没什么兴趣，轻轻地摆摆手表示不需要。虽然他拒绝得挺委婉的，但这种事儿在我们大人看起来都有点尬，更何况孩子。
可是，辉辉没有气候，我在家已经给他打过了预防针。我跟他说：销售春卷不是容易事，连妈妈有时都搞不定，所以，你不要有压力，尽力就好，还传授也他一些常规的沟通法则。后来辉辉和我说，这些准备工作很派得上用场。
当他看到店主拒绝他后，他先是很失望，觉得出师不利，但马上他就想到妈妈跟他说的话。他就非常有礼貌地对店主说：“您现在不买没有关系，看您什么时候有需要或者您周末有聚会的话，可以帮您送，您也可以订，我们家不光有春卷，还提供很多中国小吃呢。”辉辉继续往前走，他进的第二家是杂货店。
杂货店里贩卖各种零食、饮品、腌制类零食以及少量文具。店主看见怜着篮子走进来的辉辉说：“中国孩子，你想要点什么呀？”当时，住在以色列谢莫纳镇的中国人仅我们一家，大家对我们都比较新奇。辉辉按照我之前在家演练的，非常有礼貌地对店主说：“您好！您想品尝下好吃的中国春卷吗？这里有我妈妈做的中国春卷，非常好吃，您一定会喜欢的。”杂货店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犹太女人，很和气很善良，她夸奖辉辉很能干，还买了他篮子里的两个春卷。这是辉辉长到十三岁做成的第一单生意，他曾经站在店门外犹犹豫豫，曾经舌头打不开转。过完这一关，他好像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
有偿生活机制让两个孩子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在不耽误学习的前提下，孩子们每天早晨6点半离家，沿着上学的路，一边走一边卖。有时卖得顺利，很快卖光了，他们就跑回家再取一些；有时上课时间到了，春卷还没有卖完，他们就扣上盒子，准备放学再拿回家。有时下午放学早，他们也会去餐馆销售一些春卷。
我给他们提了一条要求：卖春卷不要忘记学习，平常身上要带一个小本，把老师教过的、没有学懂的希伯来语，多问问那些年纪大一些的长者，然后记下来。虽然孩子们卖的春卷只是一两块钱的东西，但我却发现，两个性格很不相同的孩子，在卖春卷的过程中，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以华本来很内向，他不太擅长放低身段跟人打交道，让他去一对一地销售春卷，是难为他，他也不会感到欣喜和快乐。虽然少数几次，他也把春卷拿到学校去销售，可总是偷偷摸摸地很低调地去完成任务，找不到价值感。这其实悖离了有偿生活机制的初衷。
因为，有偿生活机制的目的不是催促孩子赚钱，而是让他们懂得劳动伦理学，调动他们的生存积极性，帮他们树立生活的理想，培养他们的责任感。我鼓励以华多跟犹太同学交流，哪怕跟犹太同学多聊聊上海的生活也好，因为犹太孩子的营销意识真是太灵活了。
女儿妹妹刚到以色列时年纪还小，比较矜持，她的劳动范围就是在家里帮着我和她哥哥做点力所能及的小家务活，比如拨春卷皮、数春卷、给房间扫地等。后来等她稍微大了，她就学会了煮红茶和烤面包片，每天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面包片，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女儿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如果付给她茶水点心费的话，妹妹会很高兴地存在自己的储蓄罐里，到了哥哥过生日的时候，再拿出积蓄买贺卡送给哥。
“不要将应付的报酬留到第二天早上”，这是犹太家长有偿生活机制的基本法则之一。我每天都把以华和辉辉应得的那份分给他们。手里有了妈妈按劳付酬支付的零花钱后，孩子们并没有拿着钱去胡乱消费。
以华和辉辉抢着给家人买点心和小礼物。电费单子、水费单子、电话费单子，一上来就没了。有时好几个月我也没看见电话费单子，我还打电话问过电话局怎么没有邮寄单子给我们。
“已经付掉了！”对方惊讶地回答。
经过几年的锤炼，以华和辉辉不再是初到以色列时那两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男孩子了。过去，我老是把他们关在笼子里，他们老是觉得自己是笼子里的鸟，就应该被喂养。现在，他们见家里什么东西用完了就会悄悄地买回来补上，家里的油盐酱醋、牙膏、洗衣粉，还有冰箱里的食物几乎都是他们自己买的。
兄弟两个，这次你买，下次他买，谁抢赢了谁付。以华和辉辉说，每当在缴纳水电费或者购买日常用品时，就想到自己能为母亲分担、能为家庭作贡献，不再是邻居所说的废物了，心里就产生一种成就感与满足感。
父母因为疼惜子女，因为落后的教育观念，为子女人为屏蔽掉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劳动伦理课，这并没有带给孩子更美好的明天、更灿烂的前程，这其实是用子女的成就来交换父母眼前的好意。在犹太父母看来，每个孩子都有做富翁的潜质，每个孩子都有如鱼得水邀游这个世界的潜力，关键就看父母的家庭教育能不能挖掘出来。
——《特别狠心特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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