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时代背景下的孔德和达尔文【下】
实证主义运动后来汇入英国的思想大河。
英国人以工业和贸易为生.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孕育了英国思想的灵魂，也使英国的思想家们对事实问题充满敬畏。
根据培根的思想传统，思想的对象是事物，而心灵的对象是物质:霍布斯的唯物论、洛克的感觉论、休谟的怀疑论、边沁的功利主义，都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这个主题就是现实而又忙碌的生活。
在这支英伦交响曲中，唯有爱尔兰的贝克莱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
黑格尔嘲笑英国人崇尚物理和化学机械的习气,并称他们是“哲学工具”。
但是，对于那些认同孔德和斯宾塞并认为哲学是一切科学成果之综合的人来说，这个称呼再贴切不过了。
因此，相比在发源地，实证主义运动在英国拥有更多的铁杆粉丝，虽然这些粉丝不及利特雷那般狂热，但他们拥有英国人特有的固执，这种固执精神支持着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弗里德里克·哈里森这样的人终身执着于孔德哲学;同时，其民族固有的谨慎使他们自觉地远离孔德那讲究仪式的宗教。
与此同时，从科学中萌芽、迅速茁壮成长的工业革命反过来也刺激着科学的发展。
牛顿和赫歇尔将恒星展示在英国人面前,波义耳和戴维打开了化学世界的宝库，法拉第即将获得激动人心的发明，拉姆福德和焦耳向世人展示了力的转化、平衡以及能量守恒。
至此，科学已经变得错综复杂，困惑的世人迫切希望有一样东西能够将这些科学成果综合起来。
在斯宾塞的青年时代，在一切科学成果中，给英国震撼最大的是生物学的发展，即进化论的提出。
在进化论发展方面，科学显得相当国际化:康德曾提及猿变人的可能性，歌德曾作《植物的变形》一文，而达尔文和拉马克都提出，物种通过遗传由简单形式进化而来，经常使用的器官发达增大，不经常使用的器官则逐渐退化。
1830年，圣伊莱尔与居维叶展开了一场关于进化的论战，这场著名的论战就像另一出《埃尔纳尼》、另一场对古老思想一——不变的世界中不变的规律和秩序-——-的反叛。
最后，圣伊莱尔虽然失败了,却震惊了整个欧洲,连白发苍苍的歌德也因此笑逐颜开。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进化论依然像风中的纸屑，飘忽不定。
其实，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多年以前,斯宾塞就在《进化的假说》(1852)一文和《心理学原理》(1855)一书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1858年，达尔文和华莱士在林奈学会宣读了他们的著名论文，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
因而，果然不出慈祥主教们的预料，旧世界从此分崩离析。
在《物种起源》中，进化的概念不再模糊，进化也不再被模糊地推断为从较低物种向较高物种的发展。
该书内容丰富翔实，从理论的角度对进化的实际模式和过程作了介绍，达尔文认为:“进化的手段是自然选择，或者说是在生存竞争中对优秀物种的保存。”
后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进化论成了全世界的话题。
在这股思想浪潮中，斯宾塞稳坐风口浪尖，这归功于他那清晰开阔的头脑。
他那清晰的脑袋告诉他，进化论可应用于一切研究领域，而他开阔的头脑则为他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几乎所有的知识。
因此，十七世纪，数学主宰哲学，于是出现了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帕斯卡，随着心理学的兴起，哲学界出现了贝克莱、休谟、孔狄亚克、康德，在十九世纪，谢林、叔本华、斯宾寨、尼采、柏格森等哲学家扮演着主要角色，此时的哲学思想以生物学为背景。
在这些时代里，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都是思想家成果的零碎片断，或多或少都有些晦涩;但是，每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都与整理、阐述它们的思想家密不可分，正如“新大陆”以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命名，因为亚美利哥绘制了一幅地图。赫伯特·斯宾塞是达尔文时代的韦斯普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还是达尔文时代的哥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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