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道德地挤上最后一班公交，其实也没有打算和那些与我一样为了生计而苦苦挣扎的人们，去抢夺那冰冷而又稀缺的硬板座位。只是从心底觉得，只有两只已经略觉麻木的脚踏踏实实地踩在车厢的钢板上，才会萌发出一丝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在站台上时如同弃婴渴望生母般的那种焦虑和企盼也才能渐渐消退。
当我终于站定在车厢的某个高位，一边长长地呼出憋屈在胸口的那团闷气，一边回望车体外依然攒动的人头时，我很可耻地在嘴角嵌起一丝讪笑。其实想想，自己在车下时，车里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是地看着我和我周边涌动的人群，嘴角又何尝不会一样地泛起不可捉摸的笑意呢！
末班车的司机师傅态度一般，一边用大声吵嚷的方式粗暴地维持着上车人和车里人的秩序，一边为自己轮值末班的不幸而恨恨地问候了几声不知道哪个倒霉蛋的娘。牢骚归牢骚，问候归问候，司机师傅的心肠还算不赖，毕竟捱到最后一个乘客勉勉强强挤进车厢后，才勉勉强强关上车门，载着一车人驶出站台，驶向了大年夜。
是的，今晚是大年夜。
而且现在正是幸福人家年夜饭端上桌子，一家人围坐桌旁尽享天伦的时刻。若在乡下，或许已经可以听到彼此起伏的鞭炮声响，或者已经看到刺破星空的绚烂焰火了吧。但是这是城里，禁放一切烟花，说是为了防火、防霾。可能防火还是第一位，因为毕竟霾那个东西好象防了很久也没有防住，倒是越防越浓了。
不过即使乡下，据说也过不得景气年，扔进大地里的东西越来越贵，生产出来的东西却越来越便宜，增产不增收的悲情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叶圣陶笔下的那些“旧毡帽朋友”，年复一年地不知道有多少希望的肥皂泡，腾起了，又迸裂开来。烟花这种东西，城里不让燃放可以有很多高大上的理由，且居住在城里的人们即便出于对自身素质的过高认同也会积极响应，而至于乡下，特别那些“旧毡帽朋友”，这种不能燃放的悲哀将是何其凝重。
没有了烟花爆竹的响衬和烘托，大年夜也仿佛遭到阉割，激情尚未燃起就已经退却。而缺失了兽性和狂野的大年夜，也已经越来越不被人们祈盼和敬畏，余下来更多的是对年的敷衍和无奈。我就是这类人群中的一员，不知自何时起，年对我早已失去了原来应有的一切诱惑，而令我心生无限恐惧。过去时常挂在老人嘴里的“年关”，我一直觉得好笑，而如今我才愈发体味到了“年”的厚重与“关”的沉痛。
马路上车辆稀薄，公交也有了飙车的感觉。车里的人都静悄悄地摆弄着手机，一张张脸被街边花树上无声闪烁的各色霓虹和手机屏幕散发的光亮莫名其妙地映成淡绿颜色。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提醒司机师傅安全慢行，而是任由他急急地加油、重重地刹车，满车的人也伴着司机师傅的节奏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潮涌。虽然不适，但没有人不快，仿佛在这个堵车如习惯性便秘的都市里生活久了，突然如此畅快倒着实让人心情愉悦。
手机和微信让人们早已习惯了谎言和欺骗。以前打电话问候新年，因为不用面对面，所以只要把握好语气和节奏，你登时可以把自己描绘成无端的幸福和富足模样，让家人放心你在外面一切安好，不回去过年的原因只是工作太忙，自己太重要。而如今有了微信，连谎言的腹稿和表达谎言的腔调都不用拿捏，只需要灵活使用好各种输入法把文字改得妥帖，再附加几张得意的近照，一点发送就万事大吉。我知道，车里摆弄手机的人们大都和我一样，正忙着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为家人和朋友送上遥远的祝福。
当人们都处于相对安静的状态时，谁也不会被谁吸引，谁也不会被谁打扰。而这个宁静一旦遭到破坏，那么哪里有了响动哪里就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不知道是哪位母亲打来了电话，尽管接电话的女孩竭力地用一种旁人不易分辨的乡音小心翼翼地与妈妈聊着年夜饭的丰盛和单位同事们的热情，说着日常工作的悠闲和都市生活的轻松，程式化地给家人一一问好并反复嘱咐妈妈放心，但是还是能够从她的话语里听出哽咽和电话另一端隐约的泣声。难以割舍的亲情会被这样的夜晚无限放大，电话尚未完全挂断车厢内就传来嘤嘤哭声。
想孩子的妈妈哭了，想妈妈的孩子也哭了，大家能够听见，但是没有人去规劝，此刻仿佛让她（他）们恣意地哭上一场，才是对她（他）们内心痛处的最大抚慰。而在内心痛苦的时候，能够有眼泪落下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有多少人只能把泪水默默地流进心里！可能是不想让满车人的心情再剧烈起伏，司机师傅把车开得也平稳起来，而且每一站有人上下车时，他也不忘道一声：新年快乐！
终点站到了，我和最后一拨人下了车，与司机师傅互相祝福一番后，车便优雅地转了个弯重新驶回我们走过的黑夜。我则独自一人，沿着站台边的甬路，机械地走向了黑夜的另一端。
不远处广场上的大屏幕正在直播着春晚，主持人用他们的响亮声音读着年夜钟声的倒计时......
我摸出手机：妈，春晚看完了吧，新年快乐......
大屏幕上依然载歌载舞歌，回荡着《难忘今宵》的难忘旋律，而大屏幕下看他们载歌载舞的只有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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