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

五四

当代的视角，除了大陆左派学者，学界基本已不会对五四予以頌扬。每年节日期间循例歌颂的行为，是隶属宣传部门的电脑打字员所为，不属于学界范围。

狭义的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北平学生的外交抗议行动。凡尔赛合约、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北洋政府的外交手段、战后列强新体系等问题的复杂性，远超北平学生的知识水平与理解能力。在北洋政府的克制下，接受高等教育的北平学生，无视国家法律与治安管理条例，强行进入事实上并无过错的政府外交官私宅，公然实施纵火与人身攻击。

广义的五四，是指“提倡德、赛两先生，反对孔孟之道。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为主要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五四的“亮点”，被定义为“启蒙”。五四的所谓启蒙，类似于法国革命的思想启蒙。中法两国不同时期的“启蒙”路径，均以所谓思想启蒙为开端，以激进之社会革命为过程，以暴力决定一切为终点。新文化运动是长期的系统文化工程，不能将五四等同于新文化运动。五四的时间节点，重点引入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共产国际思维及苏俄模式。共产国际与苏俄无国界之分，虎视眈眈寻找猎物，五四的发生，使共产国际与苏俄破门而入，基本锁定新的捕食目标。

“五四”之时代背景，是一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建，一战，是影响与决定20世纪全球格局与路径的转折点。一战之后，战败国德国受到“过度严惩”，导致纳粹党具备发展与壮大的条件，最终将欧洲拖入二战泥潭。

布尔什维克党利用沙俄不堪一战重负之特定背景，在俄国建立史上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的生命，在于“复制革命”。以苏俄成立之初的成绩单，冷战时代的欧洲“铁幕”，事实上早已存在，苏俄西向欧洲之路被封堵，唯有转向东方。

在欧美资本主义遭遇暂时挫折之际，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全面否定传统孔孟之道，另一方面对表面上“哀鸿遍野”的欧美模式也不再“盲目追捧”。“五四”，是提倡以社会之革命，完成改造国家之任务。五四的外交抗议行动，预示“五四”之任务完成，将会以激进的形式实现之。

激进之社会革命完成国家改造，与暴力之社会革命完成国家改造，当“笔杆子”转变为“枪杆子”之时，前者转化为后者。
“笔杆子”转变为“枪杆子”之临界点，张作霖抓捕“五四”旗帜性人物、“笔杆子”李大钊。抓捕地点是：苏联使馆。

台湾作家李敖曾在北大发表演讲时提到北洋政府，李敖说：现在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北洋军阀的气度比我们现在大多了。

以五四为例，北平学生当天的行为，说明当年的北大没有认真做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当年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北洋政府竟然任命敌对政党的元老担任北大校长，同时允许甚至支持北大与清华等高校树立学术自由之风气。

国民政府时期如“井喷”的民国大师群，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北洋时代学术自由之环境所孕育产生，北洋政府是播种者，国民政府是收割者。新文化运动铺天盖地的各种学说例如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能传遍大江南北，充分体现与证明，北洋政府思想管制之放任。

北洋放任式治理的根源在于，段祺瑞式的北洋领袖，是原满清体制内遗留下来的革新派精英代表，是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与约束的阶层。北洋领袖们，尚未领会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列宁式政党的治理逻辑，至于敢于在重庆谈判时发表“民主无量，专制无胆”评语的，更是突破北洋领袖们的道德规范与理解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