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书| 文/邱 林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记录历史、书写历史或对历史进行表达、进行思考的声音都是微弱的，但是如果它能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就是一个群体、族群、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时代的宏大声音。近日，我在阅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撰写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时，就有这样的感悟。
在一群可概括为“海外汉学家”的学者，他们身在美国却研究着千里之外、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他们擅长讲故事，读起中国档案馆或地方档案馆的存档和奏章，甚至比中国学者还要认真和深刻。例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撰写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张聪撰写的《家庭·乡里·朝堂：北宋人士与孝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小萍撰写的《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
但是，国内一些历史学家调侃这群“海外汉学家”，说他们以西方人的视角来研究乱象丛生的中国历史，如同隔靴搔痒，不切要领。但是，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这群“海外汉学家”的著作既然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争论，一些观点甚至引领了国内的历史学、社会学研究，正归功于他们的隔靴之便，因为他们拥有与中国历史学家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
孔飞力写书不多，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一文很早就被国内的学术刊物登载。该文从社会史、军事史、经济史等多角度切入发掘清王朝衰亡与传统中国社会衰亡的区别与联系，提纲挈领，结构上甚为精致。之后的两部书中，孔飞力也使用了铺叙历史个案的方法，故事讲得更为详细生动，《叫魂》能在中国引起较大的影响，与这点不无关系。
《叫魂》一书在中国很火，常年是大学里大学生借书榜单的前几名，很多人读完都有一种感受，就是“感同身受”。这印证了“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太阳底下无新事”两句至理名言，其实这也是作者本人印证过的，他和翻译者交流的时候就提到说，“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日的中国，不知道中国人看的懂吗”。
该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1768年的“叫魂案”从时空上来势凶猛，蔓延全国，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大恐慌。当年初秋，朝廷对于妖术的清剿也随之展开。在持续长达几个月的清剿行动中，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终于因为破绽百出而被叫停。
透过孔飞力对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观察，原来“叫魂”叫的是乌合之众的“魂”，在谣言传播过程中，甚至所有的社会进程中群体的可怕，其特点就是盲目而难以控制于是显得骚动而情绪高昂。
孔飞力把一个平常人容易忽视的叫魂事件放在乾隆盛世时期下，从起源再到兴盛、结局娓娓道来，有时说理与叙事结合，扑所迷离却又在情理之中。首先，历史是过去的社会现实，不能忽视重要时期、重要事件历史资料的收集。其次，对不同群体人物间矛盾的描写使得时代背景官民矛盾等感觉变得清晰。其三，运用一些带入感，作者甚至推敲“皇帝心思”把乾隆成长背景，心理恐惧表现的淋漓尽致。
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个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低层，他们是乞丐，僧侣和道士（其实大部分出家人都不过是穿着制服的乞丐），而举报他们，将他们扭送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却同样是底层的农民、渔夫和小市民等等。
读罢《叫魂》，我认为作者对清朝中期的政治、社会、文化分析是冷静客观的。作者四两拨千斤，运用了叫魂这个事件，给我们完整的诠释了其背后的中国民众、皇帝、官员的形象。就像我们看《清明上河图》，看过画后，我们都能大致的了解宋朝的经济文化生活状况一样。
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虽然不同社会群体对叫魂危机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但充斥着文化阶序的每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自己的价值观。也就说叫魂是个主题，在不同阶层的群里出现了不同的变调。虽然不约而同传递着恐惧情绪，却表达了各自阶层不同的恐惧。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叫魂事件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再来讲述此事，又能令生活在现在的人们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在我看来，这正是《叫魂》使人觉得可读的地方，尽管人们对书中关于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解释见人见智、各说不一，但我觉得读这本书，就是在读历史，从而会让我们联想到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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