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29年，段履庄就是使尽浑身解数也无力回天“大盛魁”的倒闭在所难免。“大盛魁”的后代联合起来到归绥找段履庄闹事，发生了刺杀段履庄的事情，虽然刺杀没成功，但对段履庄的打击很大。
“大盛魁”的后代的确很不争气，隔三差五的成群来找段履庄要钱，段履庄拿出一些钱来打发他们，可是这些“纨绔子弟”拿到钱就花天酒地，听戏，下馆子，抽大烟，嫖娼，钱花完了再来找段履庄闹事。有一天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人的后代，集合了二十多个有代表性掌柜，找段履庄开会，他们以“大盛魁”股东的身份，按照“大盛魁”聘任经理的规定，停止段履庄的经理职务，并要求把“大盛魁”的相关账簿向全体股东交代清楚，择日离开“大盛魁”永不再录用。段履庄当时禁不住痛哭失声，连称自己是毁坏大盛魁的罪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三大商号的资料现存的非常少，山西省文史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史工作者合整理了一些有关晋商在塞外艰苦创业的历史脉络，但因相关资料的稀缺，有关晋商的历史足迹已经成了不解之谜。很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竟然是从蒙古国的国家博物馆里得到，晋商中最有代表性的大盛魁曾经在清朝的商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可见晋商在塞外“丝茶之路”上开创的商业奇迹在清朝民主资本发展史上，有着浓墨重彩一笔，成为后人不朽的记忆。
被商号开除后的段履庄，他不能眼睁睁的看到“大盛魁”就在样坏在这些胸无大志的不肖子孙手里，于是他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秘密的把“大盛魁”的财产悄悄的运到了“广昌铺一倾地”在原来“大盛魁”放养骆驼的地方，在缸房附近雇人挖了个大地窖，对外说是准备储存蔬菜和当做酒窖。然后把“大盛魁”遗留的金银财宝装入大小不等的大瓮，大缸和坛子里，买来很多布匹，用桐油将这些布料刷好，把这些瓮和缸包好防止水侵蚀，没人知道段履庄是怎么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这么多金银财宝悄悄的埋在“广昌铺一倾地”里的。（关于红卫兵挖出金银财宝的情节在上一章里描述过了）
晋商的故事讲述到这里，我把自己有限的所谓“知识”已经发挥到极限，写到这里真是油尽灯枯再也说不出个一二来了。有一些资料说走西口文化有着长达四百年的历史，有一些专家，对此说法持有不同的看法，五百多年前“土木堡”事变之后，有部分汉人被蒙古瓦剌部掳到塞外，和塞外蒙古人共同生活，逐渐蒙古化，这部分人不能算在走西口之列。明嘉靖年间大同地区发生两次兵变，有部分明朝军人投奔蒙古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塞外没形成成规模的农业，后来也都蒙古化融入到了蒙古人当中，因此也不在走西口范围。（阿勒坦汗时期跑回明朝的乌鲁古赤就是这部分汉人的后代）
阿勒坦汗时代，由于明朝和北元的军事对峙，北国长城成了国防军事边境线，朝廷调来戍边军人，把守要关，固守长城。土默特蒙古人入住丰州滩后，和明朝展开了拉锯战式的以长城关口为重点的军事冲突，明朝的目的是不让蒙古人进入关内，阿勒坦汗的目的是要得到内地的大量日常生活物资。这时也有部分汉人因不满明朝统治阶级的压迫，投奔阿勒坦汗，因为这部分汉人是拉家带口，阿勒坦汗把他们安置在丰州城周围，形成村落的雏形，开始了塞外的“板申”农业，虽然在土默川上出现了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其中的丘富、赵全、李自馨、王廷辅、吕西川、张彦文、刘天麟等人因为不是民间自觉行为，他们都是逃避明朝逮捕的“白莲教”教徒，所以也不在走西口的范畴内。
“庚戌之变”明朝被迫开放口岸 ，明蒙之间开展定期的贸易互市，缓解了阿勒坦汗对明朝北部长城一线的军事干扰，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和平时期，后来又发生阿勒坦汗宠爱的孙子因家庭纠纷叛逃到明朝，阿勒坦汗用明朝通缉的“白莲教”首要分子丘富，赵全二人换回了自己的孙子，从那以后明朝和塞外土默特蒙古人之间，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相处的互市贸易阶段，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满清入关才算彻底结束。
从顺治到康熙，对汉人到塞外某生活还是有限制的，只有少数随康熙西征葛尔丹的商人定居塞外，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一定数量的内地农民到长城之外开垦草场，种植农作物，他们不能带家属，春来秋归，被称作“雁行人”所以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走西口，汉族人民正真走西口的历史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当时称做“寄民”清末的“寄民”落籍，从法律上确定了汉族人民在土默川上生活的合法性。从清乾隆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二百多年的历史，才是走西口这个名词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有一些资料把这二百多年的走西口历史写成是“移民戍边”有一些文史工作者对移民戍边这种说法有不同的看法，首先“移民”一词是政府有计划，成规模的异地安置老百姓，并且同时解决户籍问题，而从顺治 康熙时期的“雁行人”到张之洞的七厅改制和“寄民”落籍的二百多年间，他们的户籍还是在山西老家，所以不能用“移民”来称呼走西口的人。“戍边”一词就更有争议了，我们都知道在满清时期，中国版图是非常辽阔的，北部边境在现在的外蒙古和俄罗斯接壤的地区，而长城以外的土默川地区是我国的内陆，所以生活在长城沿线的军民不能称做“戍边”。
蒙古国家博物馆
国家主权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在历史上，在该地区设有政府的税收部门，而税收是体现国家主权的最为直接象征。在蒙古国的“乌里雅苏台”清朝时期就驻有将军衙署，行使朝廷主权，在那里的内地军民是真正的“戍边”人员。蒙古王公负责管理蒙古人（蒙古王公是有清朝朝廷授予的世袭爵位）向朝廷进贡纳税。而将军衙署和道台衙门负责登记在外蒙古的汉族商人，这些资料细致到，在那条街，那一条巷开设有什么店铺，掌柜姓名，籍贯，年龄，经营范围，纳税金额，生死情况等等，这些材料在我们国内没有任何记录，而在蒙古国国家博物馆却有详细的记载。所以晋商故事似乎不仅仅是晋商故事，不知读者有何感想？
蒙古国家博物馆里的清代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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