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流传很广，可谓“妇孺皆知”而可以和他相媲美由晋商开创的横跨欧亚大陆上“丝茶之路”却鲜为人知。由旅蒙商“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三大商号开创的，波澜壮阔史诗般的历史过程，却被封尘在浩渺的历史烟海里，淡出人们的视线实在令人遗憾。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先生，经过多年的调研精心梳理，写出并出版了描写大盛魁的长篇小说“大盛魁”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接着由内蒙古电视台王新明导演拍摄的一百集电视连续剧“大盛魁”也在全国各省级电视台播出，为国人了解“大盛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山西祁县，清代富甲一方的乔家，即现在的“乔家大院”的开拓者乔贵发和“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他们都是老乡，两家相距也不远，乔家在内蒙古包头的“复字号”在“归化”城也有分号，但其规模略小于“大盛魁”。乔家留下的遗产“乔家大院”现在成了全国闻名的旅游景点，而当初名声显赫的“大盛魁”在老家却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
乔家大院 网络图片
乔贵发也是走西口在塞外闯荡出一番业绩，成立“复字号”到了孙子乔致庸辈上，开始往老家寄钱，盖起深门大院，购置田产，整个家族都沾上光，因为桥家是家族产业，所以族人都能得到实惠。而“大盛魁”是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人共同创业，他们创业之初就定下规矩，不许亲属在“大盛魁”打工，他们三人分的是“干股”前面我讲过什么是“干股”他们三人在“乌里雅苏台”成立“大盛魁”时，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用现在的话就是“皮包公司”但生意成功了，三人又都是股东，可又没投一份股钱，这种空手起家的股东就叫“干股”他们三人到年底按营业额比例拿提成。王相卿他们三人拿的是永久股，在经营模式上，等他们三人因年迈再干不动时，不能由家人接替，而是外聘有才能的人当“大盛魁”的经理，日常业务他们不干涉，每到一定时间召开一次股东会议，由股东根据营业额情况决定要不要续聘经理。既然有了丰厚的利润，也就有能力给山西老家寄钱，三人家族也风光过一时。但人家乔家是一个家族分银子，而王相卿他们是三个家族分银子，所以银子再多也抵挡不住这种多家分流。皇帝还有几门穷亲戚，何况普通商人更是如此了。
在祁县老家，两家人攀比很严重，乔家人穿什么，王家人，史家人，张杰人绝不定低于他们，乔家出门骑高头大马，做豪华车马，王家也不能低于他们的档次。到了民国初年，其实两家人都开始走向落魄，但还硬撑着面子，没钱借钱也要充门面。最终还是乔家占了上风，毕竟人家盖起了“乔家大院”保留至今，而“大盛魁”的后人们没留下任何东西。当邓九刚写晋商走西口，写“大盛魁”和采访乔家后人时，乔家的后代说话底气十足，在会场也抢着往前排就坐，手里拿的都是好手机。反而“大盛魁”的后人们都坐在犄角旮旯里，用的手机也不如乔家后人的，说话也没底气。
“大盛魁”和“复字号”的倒闭是历史的必然，“大盛魁”最后一任经理叫“段履庄”这人是很有头脑有骨气的人，“大盛魁”发展到了民国初年，俄罗斯商人已经有了汽车，他们的商队进入当时还是我过领土的外蒙古地区，由于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肯定比原始的骆驼运输即快捷又成本低廉，加上清末民国初年国内政局的大动荡，无暇顾及遥远的蒙古地区，使得俄罗斯商人占据了外蒙古的市场，“大盛魁”的买卖由于运输成本的劣势，慢慢的失去了原来的优势，最后外蒙古的独立，给“大盛魁”致命一击，所有货物都被没收，蒙古王公所欠的债务一笔勾销，晋商也被扣留了一段时间后才被允许回到“归化”城，其中也有少部分人，因各种原因留在了“大圐圙”现在的乌兰巴托，加入了蒙古籍。如果有大家机会到蒙古国旅游，有可能遇到自称是中国人的蒙古人，这些人也许就是晋商的后代。
“大盛魁”最后一任经理段履庄民国3年（1914）临危授命当了“大盛魁”的掌柜，兼任绥远省和库伦商会会长，1919年，段履庄以高级顾问的身份，随北洋政府的军队开赴大库伦“大盛魁”重操旧业担任为北洋军提供军需的重任。随后中俄在外蒙古交涉商业事务中，段履庄在北洋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在谈判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单凭段履庄的一腔热情，不可能能挽救中俄商贸谈判的破裂。
为拯救商号呕心沥血，他投资电灯公司，最后因各种客观原因大亏一笔，为了东山再起，段履庄又投资创办了西北运输公司，从德国进口30辆奔驰运输车，但万没想到，车到宁夏时却被军阀马鸿逵扣留，大笔资金血本无归，为此“大盛魁”的后人纷纷来讨伐他。段履庄为了挽回“大盛魁”每况愈下的处境，四处奔波，他找过阎锡山，投资公益事业，最终都没得到回报“大盛魁”的倒闭已成定局。祁县“大盛魁”的后代和段履庄的矛盾已经白热化，他们谴责段履庄肆意挥霍，沽名钓誉，在民国初年有人来到“归化”城，找段履庄算账，事态曾经发展到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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